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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两百多个孩子

4/1/2019 11:30:49 PM 人评论

“我必须看到学校的‘生死’。”说这话的时候,燕兆时百般纠结。他的情绪时好时坏。有时候,他的脑子里会冒出一个悲观的情景:两百多个孩子,和一帮志愿者,一起上完最后一节课,然后陆续走出教室。他最后一个出来,关上学校的大门,…

为了两百多个孩子

“我必须看到学校的‘生死’。”说这话的时候,燕兆时百般纠结。

他的情绪时好时坏。

有时候,他的脑子里会冒出一个悲观的情景:两百多个孩子,和一帮志愿者,一起上完最后一节课,然后陆续走出教室。他最后一个出来,关上学校的大门,蹲在地上,痛哭一场。

有时候,还会有一个乐观的场景:孩子们上学有了着落,他笑着挥手告别。

这一喜一悲,都与告别有关。

燕兆时,今年42岁。一年前,他是收入不菲的工程师,现在,他是北京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的“负责人”,学校里有两百多名打工子弟的孩子。燕兆时为人低调,言辞不多,递过来的名片上都没印“校长”的头衔。

学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六里屯村北,不熟悉的人根本找不到。穿过弯弯的好几条巷子,一个小门上贴着“齐抓共管,教育成才”,这就是学校的大门。再往里走,一个大仓库被隔成八个房间,这是教室。仓库外,还有两个办公室,一个小厨房,这就是学校的全貌。

干了一年,他自掏腰包,赔了15万元,头发也白了一半。他说:“我快赔不动了,如果真的垮了,孩子们怎么办呢?”

他接手这所学校,实属偶然。

燕兆时毕业于北航自控系,曾在航天部下属的科研部门工作,2002年,他离职去了一家公司,收入不错,日子过得也舒舒服服。因为身边总有朋友请他为孩子补补数学,慢慢地他有了支教的想法。去年上半年的一天,他走进了唐家岭的一家打工子弟学校。

他带去了一份考卷,只有一道题:“请写出几位科学家的名字和他们做的事。”校长领来了全校最好的30名学生,试卷发下去,孩子们大眼瞪小眼,干坐了十几分钟,最后收上来的全是白卷。

燕兆时吓了一大跳。

上数学课,他问:“孩子们,你们哪里不会?”

“都不会。”台下齐刷刷地回答。

燕兆时又吓了一跳。“可怕的不是不会,而是孩子们不愿意去思考。”燕兆时说,从那时起,他决定只要有时间,就来教这帮孩子,先从主动思考开始。几个月下来,效果很明显。他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打工子弟的孩子不乏好苗子。这里就缺好老师。”

去年暑假前的一天,老校长心神不定地在教室外边溜达边叹气,一问才知,学校马上要拆除。由于附近租金太贵,他租不到合适的地方。学校要散伙了。

燕兆时也没当回事,他当时想:老校长干了16年的打工子弟学校,不可能说走就走。

临开学的时候,燕兆时到学校去看,教室外停着一个搬家公司的车,老校长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回河南老家。

学校真的要散伙了。

两百多个孩子,面临着没人管的困境。燕兆时着急了,他召集了一帮朋友出主意,大家一致认为:办打工子弟学校根本就没有盈利模式,还是别管了。

他又找另一个热心支教的老师商量,两人想了半天,还是没想到好办法。最终,燕兆时说:“反正早晚要关门,我出钱,能让学校多活一天算一天。坚持不下去,再关门也不迟。”

直到现在,还有人问他,为什么接手这个事?

燕兆时就一句话:为了这两百多个孩子。

也有志愿者“冒失”地问燕兆时:“这些孩子怎么不去公立学校?”

燕兆时通常会摇摇头,不作回答。

就这样,去年8月,燕兆时辞职,接手了学校,最后找到这个大仓库,一年房租8万元。燕兆时自掏腰包,装修、打隔断,粉刷教室。8月25日,孩子准时报到,一天没耽误。

燕兆时给教师涨了工资,以前老师的平均收入是950元,现在是2000元。他的理由很简单:好教师才能教出好学生。“公立学校的老师工资越高,家长越放心。这里教的也是孩子,只有多花钱才能请到好老师,我要尽力给他们好一些的教育。”

为了不让孩子们失学,他还设立了两万多元的“燕京小天鹅奖学金”,通过这种方式,把贫困孩子的学费很体面地“还”给他们。

燕兆时说,他不忍心丢下任何一个孩子,“我们做的事,也是国家、社会和民众希望我们做的事。”

他的良苦用心,有的孩子很难体会。

有一天,一个孩子问他,“你为什么总让我写作文?我以后卖菜、卖啤酒用得着这个吗?”

自卑和缺乏梦想是很多孩子的“通病”,这与他们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

三年级的魏星宇,画了一幅画贴在墙上,被学绘画的志愿者发现其构图极有天赋,就拿给一些画家欣赏,大家一致称赞。但后来,小星宇还是因为贫困退学了,燕老师着急上火,多次给家长打电话,让星宇复学,人家根本不搭理。有一天早上6点多,燕老师把他的父亲堵在家里,苦苦劝说。最后,星宇的爸爸坐在床边对燕兆时说,“你这么认真地劝我,说明我的孩子还真有天赋。那就再上学吧。”

对孩子们的自卑有了深深的同情,燕兆时把学校的名字命名为“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

这个名字,来自一个故事,也蕴含了他的办学理念。

“如果把一个天鹅放在鸭子群里,它自己就认为自己是鸭子了,但是如果把鸭子放在天鹅群里,它就是小天鹅。我想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和城里的孩子一样,都是小天鹅。只要别把自己当成小鸭子,他们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有出息。”燕兆时说。

燕兆时发现,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很便宜。他算过一笔账,1200元就够一个孩子读一年书。10个人资助一个孩子的话,每人只需要120元。如果把教师工资从两千元提高到三千元,将聘请到更好的老师,这将改变很多学生的命运。

社会上很多人捐资助学,喜欢送书本、铅笔盒、书包,燕兆时觉得这种方式使不上劲,“孩子没有书包,拿个塑料袋也能上学。他们需要的是好老师,需要的是别失学。”

谁都知道,想让这样的学校不散伙,最重要的是有人捐钱。

这一年,也有人看不下去,往他手里塞钱,燕兆时不愿意伸手去接。直到今天,他只接收过某基金会两笔共两千元的捐款。他说:“零散的捐款不能从长远上解决问题,打工子弟学校需要一种可以复制的助学模式。”

他的想法是,找一家基金会成立打工子弟学校专项基金,再找一个第三方的财务公司管理钱,所有的账目全部公开,学校就能长远地保留下来,“学校的支出很简单,房租水电和教师工资。如果这种模式能被认可,就有大批的学生受益。”

可是,直到现在,他还没能找到愿意接手的基金会。

燕兆时说,自己已经快“山穷水尽”了,学校的生死考验随时存在。

常有人问他,“您这么做,图什么啊?如果有一天,真的做不下去了,又该怎么办?”

燕兆时会把名片翻过来,上面印着八个大字: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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