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我们去爸爸墓前。妈妈、哥哥和大嫂布置鲜花和水果，我和六岁的侄女拔两旁的杂草。
“为什么要拔草呢？”侄女问。“因为这是爷爷的家啊，就像我们家一样，如果地上有脏东西，当然要清理干净啊！”
我们上香、烧纸钱，火灭了之后，妈妈从黑色外套口袋中拿出一个手掌大的红色小包裹，像包着中药材。我注意看，上面是潦草的毛笔字迹，我只看出“丰乐镇”三个字。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只知道是老家来的东西。
家，对我来说是个疏远的概念。回家的路，总比离家的路漫长。小时候，爸妈把我们送进管教严格的私立小学。我们住在民生社区，却要到景美兴隆路去上学。那九年唯一的感觉是：为什么我家住得这么远？每天早上，我坐车到新生南路的清真寺，再换253路东到兴隆路。有时候起晚了，爸爸得开车送我，再赶去上班，最后总是迟到。
有一天起晚，被爸爸说了一顿，我一气之下大吼：“谁稀罕你送啊？”就出了门去坐公车。那天下大雨，车特别挤，摇晃到清真寺，我快要吐出来。公车停下，一名乘客用手把窗上的雾气擦掉，我竟看到爸爸的车停在车站旁。他的雨刷快速转动，两边的煞车灯焦急地闪烁。他身子向前倚，掌着方向盘，睁大眼睛注意来往的公车。我犹豫了一下，没有下车。我从来没有问爸爸在那里等了多久。那个早晨，我的家在清真寺，我宁愿跟陌生人挤在公车上，不愿回家。
上高中后，参加社团，每天七点出门，十一点回家。上大学后，把户籍迁出台北，为了申请六人一间、又脏又臭的宿舍。自以为长大了，就觉得回家是一件不酷的事。
学校拱门长廊，图书馆有浩瀚的典籍。家里只有蟑螂和生锈的热水器。学校有校园美女，女一舍的门口种着禁果。家里只有发福的阿姨和没有收好的麻将桌。家，就像饭店。
唯一不同的是：每天早上离家时，可以拿妈妈留在茶几上的零用钱。
当兵是第一次真正离家，长年在家中得到的纵容和尊重，瞬间消失。以前一回家就关门，现在睡觉时可以听到一百多种不同的打呼声。以前是爸妈叫你起床，现在是你站完哨去叫排长。第一次，感到家的可贵。很多人也有这样的体会，所以晚上洗澡时间，蓝色公用电话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有些人一讲就是半个小时，你气得想拿刺刀把他分尸。
一个礼拜一次，我们收到家书。一个月一次，和家人坐在营区的大树下。我不再是大少爷了，我是空军的新兵，睡在僵硬的木板床上，失眠到天明。
出国念书的那晚，我和爸妈在机场告别。什么时候再见面，一点把握都没有。我在早上到达旧金山，朋友接我到学校。我领了钥匙，搬进宿舍，坐在自己的房间，打开窗。外面是茂盛的树和灿烂的加州阳光，我终于到了天堂，但那一刻，一向自信的我开始慌张。有一些东西不见了，我们虽然努力用各种方式去找回它，但其实都在隔靴搔痒。
在国外，台湾学生遵循着农历，想尽各种方式联谊。春节、清明、端午、中秋，我们租下校内的活动中心，举办舞会和卡拉OK。挤在同学家里，麻将打到筋疲力尽。我们包粽子，形状和馅都推陈出新。开国事论坛，有人故意要讲台语。因为寂寞，爱情也变得容易。离家的我们睡不安稳，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别人的体温。
第一封家书，在我开学后一个礼拜寄到。爸爸在信中叮嘱我“出门在外的十一大注意事项”：
“一、开车上路前，先检查汽油与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四、休息与睡眠要充足，熬夜对身体不好……”我是斯坦福的MBA，爸爸担心我的车忘了加水。我的GMAT（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考得比谁都高，但爸爸担心我不懂得身体健康的重要。
半年后，妈妈来看我。“你早餐都吃什么？”她问。“我会煎蛋饼！”我从冰箱冷冻库中拿出超级市场买来的葱油饼，丢到平底锅中，上面打一个蛋。她摇摇头：“你至少要学会做红烧牛肉，这样可以吃牛肉面！”临走前，她煮了一大锅，够我以及我在美国所有认识的人吃一个礼拜。她把做法一条一条地写在纸上：
“一、牛肉切成块状。二、把姜切碎。三、葱切成长段。四、胡萝卜切成块状（要削皮！）……”洋洋洒洒，也写了十一条。儿子自己住半年了，妈妈挂念的还是：他会不会不知道胡萝卜要削皮啊！
后来我当然从来没去做红烧牛肉，但当我感受到课业压力时，我总是在心中默念：“要削皮！要削皮！”那三个字成了我的大悲咒，念着念着，我平静下来。
对留学生来说，回台湾表示你没有办法。没有人毕业后要立刻回去，大家都想拿绿卡。
为了留下来，我们愿意低头，去华人的公司做大材小用的工作。为了打进美国人的生活，有些留学生甚至刻意不和台湾人交往，并以此为荣。但我们虽然一心一意想移民，孤单时哼的还是“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朋友来美国玩，最渴望他带来台湾最新的CD。我们开老远的车去买《世界日报》，只是想知道台湾两三天前的消息。住在校外的同学接有线电视电缆，看得到台湾的电视新闻。看到立法院打架吐口水，我们竟欢呼起来。美国幸福得让人觉得虚幻，但你永远只能旁观。台湾又脏又乱，但至少还有东森主播王佳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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