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陕北延川县秀延河边离县城30多华里处，坐落着我的家乡王家河村。
我19岁参军，参军前没见过火车，连离县城只有80公里远的延安都没去过。改革开放前，家乡从村到乡连条架子车路都没有，运输方式就是人挑、肩背、驴驮。自然条件恶劣，山高地贫，山门就爬坡，干旱少雨，靠天吃饭，温饱不仅是村民的头等大事，也是政府的难解课题。
在家乡的日子，我放过羊，扶过犁，拾过粪，锄过草，喂过牲口，背过石头：吃过糠，咽过菜，受过冻，挨过打，人间的苦难样样经历过。人穷不如鬼，酒淡不如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连最基本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保障，自然也就失去了人格和尊严，常常听到的是冷嘲热讽，看到的是轻蔑冷漠。
在年复一年的苦难折磨中，为温饱辛苦劳作的父亲许下心愿：6个儿子都要成为大学生，6个儿子都要成为国家干部，6个儿子每人一孔窑洞。这在当时实属宏愿。理想与现实承载力的巨大差距，让父亲和我们兄弟为求学历经苦难，这些艰苦的经历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那时候我觉得家乡充斥着饥饿、贫瘠、灾害、愚昧和落后，也曾幼稚地抱怨老天“造势不公”。到县城上学后，我常想，父母为什么不是城里人?我的祖先为什么不定居在关中平原?那里风调雨顺，沃野千里，走的足平坦大道，吃的是白面馒头。
参军后，随着工作环境的不断变化、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丰富，最初的那些幼稚想法渐渐荡然无存，而我对家乡和家乡的一草—木则更加眷恋。不仅因为那里是我生命和成长的摇篮，生活着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更因为在那块土地上沉淀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让我感到无比自豪。
二
家乡到处有文物古迹。
本世纪初，在我们村发现了竹子的化石，证明家乡在远古时雨量充沛，气候温和。
村南一华里的地方，还发现了西周村落遗址，挖掘出大量的粗沙陶、泥陶、彩陶、黑陶以及瓮、罐、碗、盆、鬲和带孔、不带孔的石斧等实物及碎陶片。这说明在西周这里就已经有刀耕火种，渐现人类文明雏形了。
有如许多的历史遗迹，难怪我们一个小村庄的名字能挤进郭沫若的《中国史稿》中。
过去，在陕；比有一句俗话：文出两川，武出三边。两川指的足延川和宜川，三边指的是定边、靖边和安边。延川就是家乡所在的县。
我们县东土岗乡黄河边上的伏义村，据传伏羲曾经在那里驯兽为畜，并且根据黄河的S形大转弯发明了太极八卦图和阴阳学理论。
伏义河黄河大转弯气势雄伟，摄人魂魄。中央美术学院靳之林教授多次深入此地考察写生，并将延川的布堆画、民间剪纸推向全国，介绍给世界。靳老先生及延川贤达人士将此地命名为乾坤湾，吸引了大量媒体和知名学者、画家等前来观光考察。现在这里游人如织，已成为来延安游客的必去之地。在乾坤湾旁边的小程村发现了匈奴人修建的千年古窑，这类建筑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大夏国王赫连勃勃墓就在我县东南部。县缄西南部的雁门关，在唐朝时就成为全国26个重要关隘之一。
丰富的文物古迹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息息相关。
远的不说，曾在家乡工作过的杜鹏程，北京插队知青史铁生、陶正，以及土生土长的曹谷溪、路遥等人，都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三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三四百人的家乡王家河村，是农民革命战争的缩影，也是很好的革命教育基地。
读者在线阅读。这是当时陕北最早的革命武装。后来，陕北特委将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经过数年的流血牺牲，到1935年，家乡得以完全解放，县、区、乡三级红色政权相继建立。同年9月，程子华、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在我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的部队会师。
为迎接中央红军，延川县人民一次性为中央红军缝制了4000多套服装。党中央到达延安后，在延川居住或路过的村庄多达二三百个。在1936年红军东征时，中央领导人的书信电报往来中，多次要求延川县备足支前人力及战争所需的粮食、牲口、船只、担架等物资，井在多处设立兵站、医院、兵工厂及服装厂。
红军东征回到陕北后，在延川县杨家圪台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向全国发布了著名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该通电标志着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全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动全民族抗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随后中央又在延川县太相寺庙内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中央要求部队克服本位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时制定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并决定红军西征。这两次会议为日后党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为了解放事业，家乡先贤奔赴四面八方，为国捐躯的达1000多人，而在后方的农民也毫不逊色。1937年到1941年的5年中，全县为支援战争交的粮食增加了近20倍，全县6万人中就有1万多军屈。普通农民每年支前达30天左右，担架队更是从本县走到了山西，甘肃的天水、兰州等地。农民的每头驴每年支差18天左右，至于支援部队所用饲料、养护伤员、送信等杂项差事更是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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