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成为最远的水
接到母亲病重的电话时，我人在纽约，正在和3岁的儿子玩游戏。电话是家里的阿姨打来的，她说母亲本不让她给我打电话，但她知道，母亲是想让我回去看她的。阿姨最后说：“贺贺，阿姨也不希望你有什么遗憾。”
高中毕业后，我就出国留学了。同为大学老师的父母毫不犹豫地为我选择了这条路，他们认为对我来说这是最好的出路。现在，我成了一名牙科医生，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付出的代价是，我几乎没有了再跟父母团聚的日子。
坐在归程的飞机上，我突然很伤感。我看到机窗里反射的，是自己早生的华发。18岁离开家，一晃20年过去，我不再年轻，母亲也已经衰老。15个小时的空中航行，我一刻也没闭眼，20年的岁月在脑海里翻腾，我从来没有如此想念与害怕，想念去世时我没有在身边的父亲，害怕母亲这一次也不给我机会。
突然间觉得，算得上功成名就的我，对父母而言不就是一个符号吗？我毕业、工作、结婚乃至生子，他们都没能亲眼看见。一切都在电话里，以过去式的形态，向他们告知。好消息，放大了说给他们听；坏消息，等到自己不痛了才肯让他们知道。关山重重，亲情成为最远的水。难道这就是父母送我出国的意义？
情虽亲，心却很难接近
下了飞机，我直接打车去医院。已是深夜，当看到病床上苍老的母亲时，我几乎认为自己走错了病房。可是，床头卡的名字，还有那依稀可辨的面容明确地告诉我——-这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也会老吗？
在我的记忆里，她好像永远都言语幽默，永远都喜欢漂亮的衣衫，永远都愿意搂着我的肩膀比个儿。那么多年不在身边，我不能看着她慢慢变老，只能在这样的时刻，让一夕忽老的她出现在我面前，眼睁睁地目睹岁月的残酷！
母亲是因脑出血入院的，她一直很害怕手术，直到我回来的第二天，她才同意手术，我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回头看她，她的脸上充满了坦然与信任，仿佛她的儿子回来了，一切就安全了一样。等在手术室外的时间并不好过，同意书上那些可能发生的危险反复在我脑海里出现，挥之不去。
谢天谢地，手术很成功，医生表扬母亲：“她的意志力很强。”阿姨说：“还不是因为她儿子回来了？咱们千军万马也抵不过她儿子一句话。”术后3个小时，母亲醒了。看到我，她笑了。但很快，她用目光求助阿姨，并露出难为情的神色。阿姨说：“贺贺，你出去一下，你妈妈要小便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觉得尽管我与母亲是骨肉至亲，却总有一种陌生与疏离感。我们的话题在简单的吃了、要不要翻身以及国内外的生活习惯等非常表面的内容之外，再没有更私密和亲近的话说。不是不想说，是我们找不到要说的情绪和话题。
20年不在一起，情虽亲，心却很难接近。
我想照顾她大小便，她说难为情；我喂她吃饭，她觉得不太习惯；我扶她下地走走，但明显不如阿姨做得让她感到舒适……看着她与阿姨有说有笑，我的心底有一种悲凉—–我和她，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为亲近的人——-我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我是她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呀。看着病房里别人的儿女与母亲亲密无间的样子，我感到很孤单。
母亲的日记
一天晚上，我回到家，虽然很累，却睡意全无。随便翻看母亲的书，却发现了她的日记。母亲的日记，在我父亲去世之前，里面写的都是我。而父亲去世之后，字里行间全是他。母亲曾在独自一人料理父亲后事的诸多繁琐里追问：直到此时我才问自己，我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为了他的前途将他送到了国外，不管我多么需要他，都只能对他说“我很好，不用挂念”，这样做，对吗？
母亲的日记每一篇都能轻易让我落泪，我不了解她，就像她也不了解我一样，20年几乎没有交集的生活让我们对彼此都很陌生。
我们怎样才能重新认识？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跟阿姨学做母亲喜欢吃的饭菜。果然，吃我做的饭，她很有满足感。我给她买漂亮的衣服，她看到后很是开心，马上穿在了病号服里面。我拿着从小到大与她的合影，让她讲那些过去的事情。她立刻变得滔滔不绝，记忆力惊人，我受伤的每一个疤是怎么弄的，连我高中同学的名字，她都还记得一些。我们终于可以不必相对枯坐、亲而无言了。
那天，我下楼买东西，快到门口时，她说：“贺贺，小心车，早点回来。”我头也不回地说：“好。”可是，走下楼时，我发现自己的眼睛已经湿了—–停留在母亲记忆里的，还是那个走路常常忘记看车的莽撞少年。相隔20年，我们母子是否还能亲如从前？
幸福时光
是医生的话提醒了我。医生说：“你母亲有轻度的脑萎缩，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有可能会得帕金森症。”我知道，这意味着她的记忆力可能会下降得很快。很多东西，如果我不跟她说，她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了。
母亲出院后，我决定继续留下来。那些天，我陪她去买菜、散步，接待来看望她的客人。然后，在属于我们俩的时间里，我给她讲离开她之后的20年是怎么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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