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汶川遭遇8级地震，6万余同胞遇难，我作为志愿者，前往重灾区洛水镇，希望以微薄之力为同胞做些事。
在黄继光团空降兵部队的帮助下，部队官兵仅用两天的时间，就在废墟中清理出一块场地，为孩子们搭建了帐篷学校，我和几名来自各地的大学生成为学校的首批志愿者老师。
帐篷学校建成后，洛水镇上很多村民都来参观。地震刚刚过去，重建家园迫在眉睫，能把四处游荡的孩子送进帐篷学校读书，是村民们最期待的。
招生的场面很热闹，村民们围着我们询问学校上什么课、几岁的孩子能入学等问题。有位40多岁的阿姨在人群中显得很特别，整整一个下午，她都安静地坐在帐篷区外那个残裂的花坛边，望着深蓝色帐篷搭起的教室，眼神空洞且迷离。
夜幕降临，村民们纷纷离去，阿姨从花坛边走过来问我：“这里收六年级的学生不?”
“收，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我们都欢迎。”我很热心地回答，随手递给阿姨一张学生资料表。
阿姨看到表格，马上转过身，拼命地抑制正在流淌出的眼泪。
“我女儿如果不被砸死，也能来这儿上学。”瞬间的悲恸袭来，阿姨再也控制不住，呜呜地哭起来。
冷场，尴尬，我们都在刹那间失去了表达能力，谁都不知道该如何来安慰这个伤心的母亲，几位志愿者站在阿姨身边陪着抹眼泪。
过了一会儿，阿姨情绪稍稳定些了，她含着眼泪笑着安慰我们：“没事了。打扰你们了，老师，我该走了。”
“阿姨，请等一下!”我回过神来，追上去叫住她，“为您的孩子也报个名吧，从今天开始，她就是我的学生。”这世上再没有一种离开，比母亲失去孩子更让人心痛，我不想阿姨空空而去，从此人生再没有期待。
“可以吗?”阿姨不可思议地望着我。
“可以!可以!”志愿者们纷纷拿出纸笔，准备认真记录这位特殊学生的信息。这不是荒谬，更不是玩笑，我们愿意陪着阿姨一起相信，她的孩子不曾离开。
“木易杨，露水的露。”阿姨和很多送孩子上学的母亲一样，一笔一画地在白纸上写下她女儿的名字。(后来，六年级真有个叫杨露的女孩来上学，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每当老师叫到“杨露”的名字，我不知道远在天国的那个女孩会不会也轻声地应一声：“到!”)
当天晚上，阿姨一进学校，就把背后那只硕大的竹筐放在花坛边，然后将竹筐里的纯净水一箱箱搬出来。6箱水齐齐摊开，摆在花坛边上，引来很多人围观。
在那个特殊时期，水资源受到严重污染，每产居民都是按定量到发放点领取饮用水，所谓定量，按需供应，够用即可，可见纯净水之珍贵。一个3口之家，最多分到8箱水，阿姨搬过来6箱水，等于从现在开始，他们家的饮用水要省之又省，在饮用水紧缺的当时，这样的赠予弥足珍贵。没有去过灾区的人，体会不到“水是生命之源”这几个字的沉重。
阿姨明白不管她说什么，我们都不会收下这水，争执到最后，她假装自己搬水时把腰扭了，趁我们七手八脚去拿医药箱的空当，她一路小跑地离开了帐篷学校。
志愿者们默契地各自搬起水，循着阿姨的方向追去。过了很久，他们又垂头丧气地返回，手里依旧捧着那些水。就在学校的不远处，立着杨露的坟，没有人再往前半步，没有人会去打扰一个悲伤的母亲。
两个月后，政府为灾民兴建的板房全部竣工，孩子们有了条件更好、更正规的学校，我们的帐篷学校也完成了使命。为了让孩子们记住这段特殊的日子，我们和部队的官兵为帐篷学校举办了结业典礼。那一天，326张结业证发到最后，只剩一张无法送达。
“既然是我们的学生，就要给她一个毕业典礼，校牌、结业证、书包，学生应该有的，杨露一件都不能少。”一位志愿者老师的话，燃起我们心中的冲动。
我和学校其他6位志愿者拿着蜡烛、校牌、结业证、书包，神情肃穆地去看杨露。这是一个非常简陋的无碑坟，听助教说因为当时条件有限，阿姨只用了几块木板和泥土堆就，孤荒的坟前生长着一些杂草。不远处，再向前走几十米，仅仅几十米距离外，就是我们一片葱绿、生机盎然的帐篷学校。杨露与她的昔日同窗生死之隔，遥遥相望。
2008年8月，在那个寂静无风的下午，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为他们不曾见面的学生，举行了一场庄严、无声的结业典礼。没有焚香祭拜，没有水果鲜花，3根点燃的蜡烛立在杨露坟前，希望这个女孩在天有知，收到我们的惦念。
离开洛水前，我们把各地捐给学校的电风扇送到急需帮助的村民手中，杨露家在我们首批选定的对象中。她家的简易房刚刚搭起，房屋内唯一可以算得上家具的就是两条窄窄的四腿长凳。听到我喊“阿姨”，阿姨匆忙从屋后奔出来，一边跑一边放下手里的铁锹：“老师，你们来啦!”
她一直喊我们老师，很亲切，很自然，好像我们真的教过她的孩子。我知道，即使多年以后相逢，她依旧会这样喊我。
阿姨说什么都不要我们送来的电风扇，又告诉我们村里的谁比她更难，更需要帮助。谈起杨露，她不再是泪水盈眶，脸上的表情是一位母亲的慈祥中透着忧伤。
她还找出杨露生前的很多照片给我们看，每一张照片上，都有那个清秀俏丽的小女孩的笑容。在照片最底下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红本，那是我们帐篷学校第326个学生的结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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