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在我去马来西亚演讲之前,接到当地一个女孩的来信,里面附了一沓资料,细看,是医师的诊断证明:她得了血癌。
“我很想去听您的演讲,但是因为要动手术,不能去了。”女孩子在信里描述了病情,以及她痛苦的生活。说到她从小就被姐姐欺负,似乎对她姐姐充满怨恨。
看看日子,正是她要动手术的前几天,我立刻拔了越洋电话过去,是她自己接的。
我问她动什么手术。
“骨髓移植。”她说。
“你能找到跟自己条件相符的捐赠者,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说,“是谁呀?”
“是我姐姐。”
“就是你信里提到的,从小总是欺负你的姐姐?那个让你抬不起头的姐姐?”我问。
“是,就是她。”我又问,“她知道那是非常痛的吗?”
“她知道。”
“是她自己愿意,还是你求她的?”
“她自己愿意。”
“所以你知道她是爱你的。”
好几秒钟,女孩子没说话。然后幽幽地说:“是的,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她爱我。”
这件事让我想到一位与我通信多年。住在台湾南部的女孩子。
她天生身体不好,使得学业断断续续,也就常给我写信诉苦。
她尤其怨她的父亲,觉得父亲总在外面为事业忙,每天穿得西装笔挺,早出晚归,难得跟她说几句话。
我总在回信中劝她,说天下没有不爱子女的双亲,只是每个人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
有一天,又接到她的信,大意是这样的:
“那天,我在家晕倒了,醒过来,人在医院,身上插看管子,我睁开眼,看见老爸坐在一边,还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我好生气,骂他:‘我都要死了,你还没事似的,根本不关心我。’爸爸没吭气。然后,我看到护士在擦地上的血迹。我吓一跳,叫起来:‘我流血了?哪里流血了?’护士过来,指了指我爸爸,说‘不是你,是他。他叫不到车,抱着你,跑了十几条街。’我低头看爸爸,才发现他虽然穿着西装,脚上却没穿鞋子。他急着救我,居然连鞋都来不及穿,光着脚,抱着我,跑到医院。他的脚被尖锐的东西割破,还在淌着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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