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岁时，他三岁。可8岁的我，却瘦瘦小小，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三岁的他白白胖胖，走到哪里都是人们眼中的焦点。那不是我最苦恼的事，最让我恼火的是，三岁的小孩，却懒得吓人，那里还没开始迈步，这边两只胖胖的小手就像小鸟翅膀一样张开了：“花花，背背华华。”我瞪他一眼，不理，他便开始施展自己看家的本事，咧着小嘴硬往我身上黏，嘴里还念念有词：“你不背我，等我长大了我就不给你扛椅子。”这都是我那可敬的爹妈早早就灌输给他的思想：“华华快长大，长大了给花花扛椅子。”谁稀罕他给扛椅子，懒得出奇。
还不蹲下来，他就扯开喉咙叫：“妈……”接下来不用说，手里再忙，妈也得跑出来，她心情好的时候哄我一句：“花花，乖，背着弟弟出去玩。”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扬起巴掌说话。
妈一口气生了我和妹妹以后，他才姗姗来迟。所以我和妹妹就要无偿地为他开道让路。家里好吃好玩的，一律先让给他；外出赶集走亲戚，他总是那个唯一有特权坐在爸爸自行车前面的一个。就那还不算，我瘦瘦小小的背，还得时不时无偿地提供给他。
这一切的起因，就因为他是将来“给我扛椅子”的男人。其实，那时，我一点也不懂这是啥意思。一把椅子，谁还替你扛不了?
他8岁那年夏天，一场灾难无声地袭击了我们那个平静幸福的小家。
放暑假，他天天像个小野猴子一样不着家门。
那天，我从河里把他揪上来，一路数落着撵着他朝家走。忽然就发现他的左脚有点不对，一踮一踮，成了个瘸子。以为他磕着碰着了，心里还是一下子慌了。急火火地回家，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妈。妈又急火火地把正在田里做活的爹找回来，没容分说，带上他就到镇医院去了。
镇医院说，那病怕是不轻，他们不敢接收，还是到市医院去看。
夜里，他下床小解，蹲下去，却再也无力站起来……
三个月后，再出现在我面前的男孩子，已是被激素药折磨得完全陌生的一个胖男孩了。从市院转省院，从门诊转入急救室，他的病越来越严重。到省院门口时，他已不能坐，话也说不清楚，因为走得急，爹妈手里投有足够的钱，交不了住院押金。医院便冷冷地让他们排队等候。那时，爹妈能做的就是听天由命。倒是小小的他，不愿放弃自己的生命，看到有位年长的大夫从他前面走过，他竟然一下子用力扯住了他的裤脚：“叔叔，救我!我不想死!我死了，我爹妈也说不活了，我家里还有两个姐姐，我们都不活了，谁管她们?”就那一串话，说哭了在场的所有人。
他顺利地被收治。医院为他找来了最好的专家。急性脊髓炎，医生说再晚一点治疗，他就没命了。
一场大病，吓破了家人的胆。从医院回来，他的食欲大增，再加上用了太多的激素类药物，他的体重“噌噌”地往上蹿，体重增加了还不算什么，同时增长的还有他的脾气。动不动就摔就砸，竟然成了他习以为常的功课。我们却再也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子，揪着他的小耳朵教训他了。
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都要依着他。这是爹妈给家里人定下的死规矩。
小学，初中，他一路吊儿郎当走下来，成绩一塌糊涂。因为有我们家长的一再叮嘱，说他怕生气、怕激动，老师们也就懒得再管他了。
初中毕业，他再不愿意继续读书。妈说，不读就不读吧，读书太累脑子。彼时，我已在北方的一所大学读书。暑假回家，看到他正优哉游哉地躺在床上吹着风扇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书，火一下子就上来了。拎着他的耳朵就把他从床上揪起来：“你就这么点出息?将来你怎么养活自己?”开头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咧着嘴“姐姐姐姐”地叫，后来见我动真格的，大手一挥就把我的胳膊甩到一边：“花花，你以为你是谁?读了个破大学就了不起了，来教训我!少烦我!我早就看你不顺眼……”
接下来，你一旬我一句，我们两个吵得不可开交。妈说哪个，哪个都振振有词。
那是我们长大后彼此间发生得最激烈的一次争吵。同小时候吵架不一样，那一次，他没吵过我，却恨了我。气哼哼地收拾起衣服往小箱子里塞：“我不在家碍你们的眼，都觉得我学习不好没出息。我走。去挣钱!”妈急着去拉他，我扯开喉咙说：“让他走!”
他真的走了。那天下午从县城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回家：“姐，我在县城一个建筑工地上找了个活儿干，都安排好了，不用担心我啊!”仿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电话里他又恢复了以往的阳光快乐。我嗯啊地答应着，眼泪却像泉水一样止也止不住地往外流。
第二天，我就收拾了大包衣服被子蚊帐去建筑工地找他。他正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下，给架上的大工递灰。十一点钟的太阳已显示了它的威力，晒得人头皮都啪啪地炸。他光着膀子，脖子上搭了一块灰乎乎的毛巾，汗珠子豆粒一样从额头上冒出来。我远远地喊他，听到我的喊声，他一路笑着朝我跑过来。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又来了。
劝他回家，开学后再去复习一年。他固执地不听。说在那里挺好的，他打算干完那个暑假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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