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缓缓阖起，主治医师凝视着打印机印出的彩色相片，病人的诊断一字一字出现于电脑屏幕：“食道癌，建议：手术切除”。
门再度开启，我随主治医师一同向病人解释病情：这是早期的食道癌，但若不及早接受治疗，癌细胞很可能会扩散……
病人犹豫良久，终于同意了医师的安排。临走前，老伯偷偷问我：“你是不是每天都从隧道那头走过来的医生？”
原来这就是他用来唱歌的嗓音，一样地浑厚却带有浓重外省口音的国语，原来，隧道中的老伯在这儿。
原来，他知道我。
几天后，老伯住进了病房，换上犹如囚犯般的蓝条纹病服，活动空间被局限在医院的病房区。尚无法确知，这段被拘禁的日子会有多久。
住院医师带我前去探视，让我写下例行的住院记录：七十五岁，男性，抽烟，无高血压亦无糖尿病史，最近因吞咽困难而求诊，经胃镜检查后，在食道中下段发现约半厘米的肿块，病理切片证实为鳞状上皮细胞癌。
一个很典型的病例，很典型的症状表现。以目前的医疗技术，手术虽然是唯一能根治的方法，却也是一场赌注极高的赌局：有无法避免的术中风险，也说不准术后的愈合情况。
没想到，他却在临阵的前一刻成了逃兵。负责到病房接病人至手术室的阿嫂，只带回散在掀开的被子旁的凌乱病服，而病人，已在数十分钟前自 行办理出院手续离去。手术同意书仍夹在病例匣中，仍保留他遒劲的签名力道，笔迹压痕突出纸背，透印到下方的空白表格，到下一张、下下一张的签名栏位，可见 当时的他应是坚决而肯定的。
“真是怪人！把医院当旅馆度假，来去都随心所欲……”撕碎的同意书，自主任气愤的指尖回旋飘落，半空中，每一片颤巍巍的纸片都显得孤零怯弱，最后落进垃圾桶底处。还有一张小纸片，停在桶外，轻轻地。
后来，空荡的病床又住进了其他病人，其他食道癌的手术还是继续在手术房里进行着。
离开胸腔外科后，我又行经了其他楼层，换了许多科。搬离了学校宿舍，摩托车在发动与熄火间取代了穿越隧道的路程。路，越走越远，隧道里 的歌声，渐渐在记忆中辽远淡去，季节的影子被隔绝于冷气房之外。直到我完成了半年见习医师的课程，才发现最初进医院时的蝉噪午后，早已喑哑。
生活空间开始塞满了杂务，琐事填满了休息的缝隙，我只能拼命在模糊又疲惫的印象里搜索，自己曾经充满冲劲与活力的轮廓。
天空澄蓝而无云，倒影在停车场柏油路上的病房大楼清晰而方正，铺陈出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走出电梯，我又回到了胸腔外科，还是跟随先前的 上司——那个病人始终最多手术排程一直最满的主任，只是，我胸前的铭牌称谓改成了“实习医师”。换药、记录病程进展是每天不变的工作，在上司开刀的日子， 也要换上手术衣，上台帮忙传递器械。
那天晨会，屏幕上闪掠过一张张核磁造影的黑白切片，上司用快速而平淡的语调，纵向插入横切的平面影像，叙述一段编年体例的食道癌病程进 展。灯光昏暗，他试图在每个睡眠不足的昏沉脑袋里，堆砌出完整的病人形象。当我洗完手穿上无菌衣，实际的病人被摆成仰卧姿势准备开刀，脑海中沉浮的残存印 象，只剩病房床号与他左手臂上影像片子照不出的深黑大疤痕。
“希望刀开到一半时，他可别再跑走了！”总医师半开玩笑地将绿色单巾覆上手术部位外的范围，“上次他在手术当天落跑，上司生气得很呢！ 谁知一年后，又自己跑回来，上司原本不想帮他开的……”，好熟悉的故事情节，转头瞥见麻醉记录单上的姓名方格，就是他我们又在同一构成中重逢了，在同样蝉 声鸣噪的季节里。
最后，手术终于在屏幕上不断起伏变化的心跳波形里完成，几度血压突降、心跳直落、警示灯频频闪烁的紧急状况，都已然安稳地缝入三道长长的伤口。
术后，生命迹象仍在危险边界徘徊，老伯插着气管转入呼吸加护病房观察。
比见习时更早的清晨，我也开始推着先前学长学姐推过的药车，哐啷哐啷晃着玻璃瓶中的液体，一床一床替病人换药。先以大棉签滚过那不断渗液流脓的伤口，再涂抹碘酒，盖上纱布。我生硬的动作牵扯他额头不断深陷的皱纹，但他始终瞪着大眼，从未吭声。
拔掉气管内管回到普通病房的同一天，病理化验的报告也出来了，每个切下的淋巴结都被证实已经失守：癌细胞早已转移。明显的病灶虽都切 除，但蛰伏在体内的癌军，却无法预期何时会在什么器官再度插上成功占领的旗帜。电脑屏幕黑色背景上组成病理报告的每个白色英文字母，每道横竖转折都如此直 挺端正，但却又都平凡自然地承担起这则坏消息的重量，最初怀抱的最后一丝希望，落向最深绝的谷底。
他的名字，在我手握的病患清单里被反复捏折。眼神对视却不知从何开口。如何用语言将无情的事实修饰得不那么悲情？大家都明白，假如当初他就接受开刀，或许不会溃败得如此惨烈。
我还是假装什么事都不曾发生，照样在大清早哐啷哐啷推着车去换药。偶尔我会假装不经意地随口说些话以填充空气里长长的沉默：“伯伯，忍耐一下，很快就好了唷！”“伯伯最勇敢了！都不怕痛喔！”伯伯点了点头，然后彼此又陷入了另一段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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