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老叔，是在10岁的那年夏天。我和爸爸一起回老家的时候，老叔站在大大的院子中央，见到了我，就欣喜若狂地跑过来抱我，结果我却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那么毫无遮拦的哭声，使老叔感到尴尬不知所措，立刻放开了手。从那以后，老叔再也没有抱过我，甚至从不靠近，他是怕我再被他的坏眼睛吓着。他的右眼球，被一个很古怪的玻璃球体代替，像死鱼的眼睛，圆鼓鼓地翻着，看上去可怕极了。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我的哭声不仅仅刺痛了老叔的心，还揭开了爸爸的旧伤疤。
农村的邻居热情好客，知道爸爸回来，就纷纷过来看望，这使爸爸的探亲也添了些衣锦还乡的味道。大家一边拍着爸爸的手，一边就说起来：“将来有了出息，一定不能忘记这里的人。”说着说着，不由自主地说到了老叔：“看你弟弟有多可怜，你能帮也帮帮他。”一说到这，爸爸总是显得沉默。这样的话不断在耳边重复，渐渐就有了不同的意味。
老叔是因为爸爸才变成瞎子的。大概在他们十五六岁的时候，爸爸生病高烧不退，老叔深夜走十几里地给爸爸找大夫，结果在回来的途中从山上滚了下去，刮瞎了眼睛。农村人迷信，都说那一夜陈家的孩子注定要有一个成残疾，不是老叔翻下山变成瞎子，就是爸爸发烧变成哑巴，结果是老叔代替了爸爸，他变成了独眼瞎。
爷爷对爸爸说：“你带他到城里去吧，他总不能一辈子都跟着我们。当兵不行，去工厂当工人，人家还嫌他是个瞎子。除了你，他谁也靠不上，你就帮帮他。再说，他也是因为……”话说到这里，爸爸就扭头干别的去了。他这次回来，本来就是为了接老叔进城，可话经爷爷这么一说，经人们这么一议论，就完全变了味道，仿佛他是夺走老叔一切的人。似乎每个人的话里都隐藏了这样的含义：如果老叔不变成瞎子，那个衣锦还乡的人就应该是老叔，而那另一个走投无路、只能一辈子种地的人应该是他。
老叔来到城里之后，爸爸就到处奔波为他打听工作。先是介绍他到瓜子厂当工人，老叔抱着铺盖去了，没有一个礼拜就回来了。老叔被开除了，因为有人看见，他半夜起来拿着布袋偷瓜子。爸爸大发雷霆，骂老叔是个无赖，简直是给他丢脸。都是脾气暴躁的人，谁也不懂得谦让，越吵越凶，直到爸爸高声喊：“算我欠你，我一辈子欠你还不行吗?”他们就谁也不再吵了，这句话像紧箍咒，勒紧了他们的痛处。
后来爸爸又把老叔介绍到朋友开的轧钢厂，帮人家过磅。可是他去没几天，厂里又开始丢东西。这一次，人家还没说什么，爸爸就首先怀疑到了老叔，把他领回了家。那时他们已经很少说话了，一说话就会大吵起来。他们之间的争吵，就像齿轮间的沙砾，磨损着他们的亲情。
爸爸就这样被愧疚压得喘不过气，仿佛他为老叔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老叔，而是为了偿还那样一笔心债。仿佛他们已经不再是最好的伙伴、朋友、亲人，仿佛连接他们的只有那一丝愧疚。老叔成了他的负担，从最亲的亲人变成了最远的人。
那是一个冬天，爸爸体检查出盲肠上长了一个瘤。医生说是良性的，做了手术就没事了。爸爸住院的日子，突然有一天，老叔讪讪地走了进来，也不吭声，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吧嗒吧嗒地抽着烟。他不说话，爸爸也不会先开口，就像他们互不理睬的这些年，僵持已经成了习惯。后来还是爸爸忍不住，气势汹汹地问：“你来干什么?”老叔也不答话，只是体贴备至，日日夜夜地陪伴，夜里让我们回去休息。偶尔出去买一些用品，回来拿一个小本子记呀记——他在记账。有一次他出去之后，爸爸很生气地对我说：“看到了吧，他把账记得一笔是一笔，指望着回头和我算清楚呢!”说着，顺手拿起那个本子翻，却看到上面写着:“给哥哥买一副钓得乐渔具，给嫂子买一个厨煲……”原来，他是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听到父亲说想去钓鱼，还说起妈妈的关节炎。爸爸不再说话，把头扭到了一边。
爸爸动手术的前一天，医生说爸爸血象偏低，只能先输点血，可是医院还有一个急需用血者，没有多余的血，爸爸只能推后手术。妈妈一听就急了，她实在不想看爸爸躺在床上那么难受，于是跑过去问医生：“能不能再想想其他办法？”医生说：“你们家里人谁是 A型血，也可以输。”于是老叔急忙跑过去说：“我是 A型，我输。”
当那温热的液体送进病房，爸爸知道是老叔为他献的血时，当场大发雷霆，他说：“我不愿再欠你的了，我不稀罕你的血。”老叔一句话都不说，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突然间难以按捺地哭了起来，就那样抱着头，放肆得像个孩子似的哭着。满屋的人都在看他，他也不在乎，就那么一直哭，仿佛有多少的委屈都要靠这眼泪才能够流尽。等到他哭累了，才慢慢抬起头对爸爸说：“这么多年，你为什么还是放不下那件事？我从来没有怪过你，可是哥，你也不要怪我了！我给你买了渔具，你一定要好起来……”说着又是一阵泣不成声。我渐渐从他的话里明白，他是把我爸爸的病当成癌症了。爸爸眼睛一直都不看他，始终盯着天花板。在那一瞬间，他还想用他一贯的冷漠和疏离包裹自己，而眼泪还是那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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