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她四处朝人炫耀，说：“我们家依依终于可以去外企，做白领挣高薪了。”亲朋好友们听了皆羡慕，说：“是啊，你的后半生，总算有了依靠。”她眯眼笑听着，脸上的骄傲，像敷了劣质的粉，被那恣意的笑一震，扑扑地，全都掉落下来。
她这样笑着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历经着艰难的抉择。周围的同学，皆通过这样那样的关系，留在了北京，而我，拿着厚厚的简历，却始终寻不到合适的工作。
两个月后，我收到一笔2000元的稿费，这张稿费单让我终于下定决心，将写作的梦想，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
我很快地在北京租了一间地下室，日间读书，晚上写作。稿费来得并不是那么及时，很多时候，付完房租和水电费，就只剩下几张勉强吃饭的钞票。这样的窘困，当然不会给她寄额外的钱，尽管，我知道她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收到钱时，可以一路喜滋滋地去邮局的虚荣。
她常常会打电话来，问我外企工作的情况。这样的问题，对于擅长虚构故事的我，几乎是小菜一碟。我会详细地向她描述我的办公室，烤漆讲究的红木办公桌，价值一万元的台式液晶屏幕电脑，累的时候，可以去摆满小雏菊的阳台上，站立片刻，从20层上俯视大气的北京城；而我的老板，对我则格外地器重，或许过不了多久，就能将我重用提拔……
她在那端喜滋滋听着，连水壶开了的啸叫声，都没有注意。
我的写作，渐渐有了起色，收到的稿费，甚至有了节余，我给她买了一件仿名牌的针织衫。她几乎舍不得穿，每次出门，必像一项仪式，隆重地站在镜子前面，弄到从头至脚都和毛衫搭配了，才放心地出去见人。小城的秋天渐渐凉了，可她却时常穿着这件薄薄的毛衫，在风里，故意绕远路，走上许久，都不觉得冷。
我在她的电话围追中，将谎撒得越来越大，大到最后我粗鄙的衣衫遮不住了，开始露出层层的破绽。
弟弟高考失利，不愿再读，要来北京找我，并捎给我她的话：“有你姐在，尽管放一百个心，她肯定有本事，让你在公司里找份轻松体面的活做。”弟弟转述给我的时候，我几乎是立刻朝他尖叫：“不许你来！”说完了又急急地纠正，“我这边如此忙，怎么能够照顾你？况且，我马上要被公司派往外地，你来了我如何走得开？”
弟弟明显地有些失落，嘟囔着说：“亲戚朋友都知道我要去北京投奔你了，咱妈都给我打理好行李了，连火车票，都买好了呢。”
我几乎是歇斯底里地，让弟弟将她叫过来接听电话。她显然没有料到这个在她看来顺理成章的决定，会让我反应如此激烈。她嗫嚅着，说：“依依，你如果暂时不在北京，找个人去接小弟也可以，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等你回来，再给他安排工作也不晚……”
我终于没有耐心听完她的话，便冲她嚷：“北京卧虎藏龙，就他刚刚高中毕业的一个毛孩子，能在北京做什么？！你以为我们公司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来的吗？！”
电话那端寂静无声，电水壶突然失声尖叫起来，我在这样局促心慌的声音里，胡乱说一句“就这样吧”，便匆匆将电话挂断。不知道这一挂，在她的心底，有了怎样撕心裂肺的疼痛。
几个月后，小弟打电话给我，说，她已经托了一个远房亲戚，将他送进了一所职业学校。有亲戚问起，为何不让小弟去北京，她依然是用夸张的语气，说，没有办法，一人一个命，他非要哭着闹着去学电脑，有什么用呢？儿女大了，是由不得娘的。
我买了一身像样的衣服，提了大包小包，以一副荣归故里的模样，回去为即将读书的小弟送行。
她则老早就在小镇的路边上等着了，每有车来，总会翘首以盼着车会戛然而止，里面有她的女儿，一脸荣耀地走出来。她这样等了两个多小时，终于盼到了我。小弟也飞快地赶来，帮我提塞得满满当当却并没有多少值钱东西的行李袋。她喜滋滋地走在最前面，见了人，就大声地介绍说：“我们家依依从北京回来啦！不让她拿什么东西，非得提这么多包回来，害得要两个人给她提。”我走在她的后面，看见她微驼的脊背，灰白的头发，粗糙到不忍细看的双手，外八字的难看的走路姿势，突然地就觉得难过，生活将她压成如此不堪的模样，可还是没有能够将她的虚荣，去掉一丝一毫。
我买回的北京烤鸭，小弟觊觎了许多次，要打开来吃，都被她一个巴掌拍过去，恶狠狠阻止了。到了家族里最有威望的亲戚来的时候，她才小心翼翼地打开来，放在饭桌的最中央，又让我给一桌子的人都斟了酒，这才举起酒杯，说：“谢谢大家来这里吃饭，依依当年读书，家里太穷，没少给你们添麻烦，现在终于出息了，小弟也去学他喜欢的技术了，我们一家人，可以越过越好了……”
满桌子的人，边嚼着那只昂贵的烤鸭，边不停歇地称赞。她在奉承里皱纹愈加地深下去。而我，除了走开，背对着她，假装看院中的风景，还能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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