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被这样一条消息击中的：“两位重度角膜炎患者重见光明、两位尿毒症患者有了新的肾脏、一位肝硬化患者有了生的希望，这些幸运，都来自一位因车祸去世的年仅22岁的湖北武汉大学生。他的父母忍痛捐出他的器官，他们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儿子就还活着……”
从北京到达武汉，我试图找到逝者的父母。
我没想到，眼前会出现这样一对父母。
父亲张天锐今年49岁，又黑又瘦，额头上的皱纹像是用刀刻上去的。母亲胡久红48岁，走路一脚高一脚低。她右腿只有左腿一半粗细，小儿麻痹症影响了她的一生。
张天锐的家是一个30多平方米的铺面，外面半间几乎被几十桶脏乎乎的煤气罐塞满了，仅仅留出一条通道。屋里到处是煤气味。
就连这间简陋的屋子也是他们每月500元租来的。下岗后，张天锐做起了搬运工，每爬上高楼换一个重达30公斤的煤气罐，他就能获得5元报酬。而妻子因为残疾，只能在家洗衣做饭。
他们唯一的孩子名叫张磊，今年22岁。就在上个月，他刚刚结束在湖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护理专业的学校生涯。
上大学时，最初张天锐每个月给儿子400元生活费，后来物价涨了，张磊的生活费也涨到了600元。张天锐必须为此扛上120个煤气罐。胡久红从来没有将这笔钱一次性汇出过，只能每10天给武汉的儿子寄出200元。
我问他们：“张磊抱怨过吗？”
母亲沉默地摇摇头，父亲却盯着墙边一辆锈迹斑斑的手推车。每逢放假，张磊就推着小车去附近帮父亲送气。“他不像别人的儿子那么聪明、读书好，但就是蛮听话也蛮老实。”就在几个星期前，儿子在家里一边帮母亲洗衣，一边憧憬：“毕业了我就找个事做，不管是好工作还是差工作，你和爸都不用这么辛苦了，爸不用再去搬‘坛子’了。”
5月31日早上，张磊准备去京山中医院取实习鉴定。他像往常一样穿着T恤和短裤出门了，可仅仅在离家不到1000米的十字路口，张磊被一辆农用汽车撞倒。20分钟后，他被送往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医生在对大脑进行CT扫描后，发现他的脑干已经受到严重损伤。当晚，张磊已经无法进行自主呼吸。25个小时后，医生向家属宣告：“病人已经脑死亡。”
守在病房里的胡久红拉着医生的手，只机械地重复着同一句话：“医生，救救我儿子吧，就算只是个植物人也好。”
他们不懂，躺在病床上的张磊还有心跳，怎么就被宣告了“死亡”。几个小时后，这对夫妇终于接受了绝望的现实，瘫倒在地上。
6月5日早上，胡久红向医生说出了自己的决定：“儿子没希望治好了，我们想把他的器官捐出来。”
周围的亲戚们都沉默了，张天锐决定顺从妻子的主意。“孩子烧了，也是一把灰，捐了，没白来这世上一次。”
胡久红起初想着，就捐对眼角膜吧。可武汉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负责人却发现，年轻的张磊身体健康，于是尝试着提出，眼角膜、肝脏、肾脏和一部分皮肤都可以进行捐献。
这对老实的夫妇沉默了一会儿，表示同意捐献，然而面对亲人的询问只是含含糊糊地回答，捐了眼角膜。“不敢说啊。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最后走时能是一个整身子。”张天锐叹了口气。
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张磊去世后，有人来看望他们，却问道：“捐献器官是不是收钱了？”
决定放弃对张磊的治疗时，讲话一向粗声大气的父亲站在病床边哭了，“儿子，原来你要帮我去扛气，我都不愿意。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不想。但把器官捐了，就好像你还活着。我把你养育一场，也值了。”
6月15日，夫妻俩来到位于武汉市石门峰陵园的武汉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张磊”是这块灰色石碑上的第385个名字。他们蹲下身去，轻轻地摸了摸那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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