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整整15年了。但他的音容他的身影，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抗日战争开始的第二年，父亲参加了革命。那时他才12岁。父亲自幼就喜爱表演艺术。入伍不久，就参加八路军的血花剧社，辗转前后方演出，宣传抗日。1939年日寇接连不断地进行“清剿”“扫荡”。那年夏季父亲得了疟疾，高烧不退。深秋的十月，秋风瑟瑟，阴雨连绵，父亲所在的剧社随部队转移到一个村庄，日本鬼子就追了上来，部队落脚未稳，便又整装出发。父亲哪有力气赶路？被人搀扶着，子弹就在耳边飞过，炮弹就在身边爆炸，就这样爬过了高山，趟过了河流，终于摆脱了日本鬼子的追击。因长期过度疲劳加之营养不良，从此落下病根，并伴随父亲一生。
1949年，剧社随着解放大军的脚步进入了天津，父亲在这块土地上开始了新的艺术生涯。1950年，25岁的父亲以他精湛的演技在电影《白毛女》中成功扮演了赵大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片约不断：《画中人》、《土地》、《金玉姬》等好几部电影的导演都邀请他担任主要角色。当时谁都认为他是块演电影的料儿，可他却接受了党交给他的创建天津话剧团的重任。为了创建剧团，父亲放弃了做电影明星的愿望，也放弃了做名导演的机会。1951年，他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赴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和平联欢节，后又出访了东德、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奥地利、苏联等国家。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几乎看遍了欧洲最有名的古典和现代戏剧。回国后，又参加了由苏联专家执教的导演培训班。由于新创建的剧团面临很多事务性的工作，他毫不犹豫地把导演工作让给了别人。在他的努力之下，剧团的人才迅速成长，演员队伍日益壮大，大型剧目不断推出。
长期的艰苦生活，加上他以前得过疟疾，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最终导致切除脾脏的大手术。更可怕的是医生告诉他最多只能活五年。父亲听后说：“人有其生必有其死，不必惊慌！”五年时间虽然短暂，但是父亲豪迈地说：“我们既然能在过去的五年里让剧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那么，再用五年达到我们的目标还有何难！”父亲出院后，稍事休养就夜以继日地干了起来。父亲从来就不认输，只要认准的事，就要干到底，何况这是他一生钟爱的事业。不到五年，天津话剧团成长为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接着，便拥有七十多名“行当”齐全能独立担任角色的演员队伍，四十多名舞台美术设计人员，还拥有了全国唯一的纱幕工厂。
最终赢来了“中国八大剧院之一”的美誉。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电视的普及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多样化，话剧演出的不景气现象也随之出现。为了话剧艺术的振兴和提高天津的文化影响，父亲大胆地倡议和主持了“华北地区话剧调演”，这次调演集中了华北地区十几台剧目，天津作为东道主拿出4台话剧，其中1台儿童剧是本届话剧节惟一的1台儿童剧。演出规模、阵容、影响，堪称空前，在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观众方面特别引人注目。
父亲胸怀宽广，目标远大，珍惜人才，在艺术圈里已传为佳话。他团结了一大批艺术家，发现、培养并推出了一代又一代演艺界的明星，如孔祥玉、陈道明、李秀明、张玉玉、张金元等。
父亲一生从事话剧事业，我也受到家庭影响和熏陶。记得小的时候，幼儿园或小学放学后，常常蹲在父亲所在的剧院排练厅或剧场后台，看叔叔阿姨的表演，尽管内容有些朦胧，但对演员的表演却看得一丝不苟，目不转睛。父亲在一旁看到我的样子，总以为我将来一定是一个做演员的料，殊不知我较为内向的性格使我根本不可能具备做演员的天分。但话剧从此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么多年来，每当有话剧新作，我必先睹为快。时至今日，虽不能说对话剧创作和表演艺术有精辟的见解，但我多少还是可以看出些门道的。我时常想，我应该为天津的话剧事业做一点事情，同时也应该怀着对父辈事业的深厚感情尽点责任。于是，我用多年来搜集的大量话剧资料，整理编写出版了一本专著《话剧剧目初探》。剧目是戏剧发展成果的重要标志之一，它可以帮助我们理顺历史轨迹，把每个时期的剧目和时代背景联系起来，会从中研究出很多经验和规律性的东西。
父亲把一生的心血全都倾注于党交给他的任务，从十二岁起做儿童工作、编儿童刊物，把工作做得很出色。联大毕业，党需要开辟平西革命根据地，他就带头报名到斗争最残酷的抗日前沿。当他调回群众剧社时本应选择他喜欢的音乐，可工作需要他便当上了演员，而且在表演艺术上崭露头角。为了天津的话剧事业，又放弃许多个人发展的机会。父亲把名利看得很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时常教育我们要以事业为重，做人要正派，工作要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待遇上切忌与人攀比。
直到病重辞世，父亲从未离开过工作岗位。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常说的那句话：“如果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还能做多少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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