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次求婚意向发生得很早,在小学最末的一年。这件童年往事被我写成短篇小说《匪兵甲和匪兵乙》,收录在《倾城》那本书中。
总而言之,我爱上了一个光头男生,他就是匪兵甲。我们那时演话剧,剧情是“牛伯伯打游击”。我演匪兵乙。匪兵总共两人,乙爱上甲理所当然。
为了这个隔壁班的男生,我神魂颠倒接近一年半的光景,也没想办法告诉他。可是当时我很坚持,认定将来非他不嫁。这么单恋单恋的,就开始求婚了。
小小年纪,求得很聪明。直接向匪兵甲去求,必定不成,说不定被他出卖,还得记个大过加留校察看什么的,所以根本不向当事人去求。
我向神去求。
祷告呀———热烈地向我们在天上的父去哀求,我说:“请您怜悯,将来把我嫁给匪兵甲。”
这段故事回想起来自然是笑料,可是当日情怀并不如此。爱情的滋味,即使是单恋吧,其中还是有着它的痴迷和苦痛。小孩子纯情,不理什么柴米油盐的,也不能说 那不真实。
长到16岁时,那个匪兵甲早已被忘光了,我突然在家里的信箱中拿到一封淡蓝色信封信纸的情书,没贴邮票,丢进来的。
从那时开始,每星期一封,很准时。过了好几个月,我在巷子里看见那个写信的人———一个住在附近的大学生。没有跟他交谈,我只是看了他一眼,转身轻轻关上 大门。
那个学生,寒暑假回到香港侨居地时,就会寄来香港的风景明信片,说:“有一天,等我毕业了,我要娶你,带你来坐轮渡,看香港的夜景。”
父母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过。我自己收信件,不说什么,也不回信。
偶尔,我黄昏出门时,他恰好就站在电线杆下,双手插在口袋里,用相当沉着也相当温柔的眼神朝我望着。我直直地走过去,总是走出好几步了,才一回头,看他一 眼。
两年之后,他毕业了,在回港之前的那封信里写得周详,父亲公司地址、家中地址、电话号码,全都写得清清楚楚。最后,他写着:“我不敢贸然登府拜访,生怕你 因此见责于父母,而是耐心等着你长大。现在,我人已将不在台湾,通信应该是被允许的。我知你家教甚严,此事还是不该瞒着父母。请别忘了,我要娶你。如果你 过两三年之后同意,我一定等待……”
那时,我正处于生命中的黯淡期,休学在家好几年,对什么都不起劲,恋爱、结婚这种事情不能点燃我生命的火花,对于这个痴情的人,也没有太多反应。
后来,蓝信封由英国寄来,我始终没有回过一封信,而那种期待的心情,还是存在的,只是不很鲜明。如果说,今生有人求过婚,那个温柔的人该算一个。
等我进入文化学院去做学生时,出落得像一朵花般的姐姐被亲戚发现了。那时很流行做媒,真叫“一家女,百家求”,我们家的门槛都要被踏穿了。
每当姐姐看不上的人被婉言谢绝时,媒人就会说:“姐姐看不上,那妹妹也可以,就换妹妹做朋友好啦!”
我最恨这种话。做了半生的妹妹,衣服老是穿姐姐剩下的,轮到婚姻也是“那妹妹也可以”,好像妹妹永远是拿次级货的那种。每次人家求不到姐姐,来求妹妹,都 给我骂过去。
那一阵子,三五个月就有人来求亲,反正姐姐不答应的,妹妹也不答应。姐姐一说肯做做朋友,妹妹心里就想抢。
那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男女之事看得好实在,看两三次电影就要下聘。姐姐就这么给嫁掉了。她笨。
我第二次向人求婚是在台湾。
那是我真正的初恋。对方没有答应我。我求了又求,求了又求,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后来,我走了。
到西班牙后,第一个向我求婚的人叫荷西,那年他高中毕业,而我大三。他叫我等他六年,我说那太遥远了,不太可能。
怕这个男孩子太认真,我赶快交了一些朋友,其中有个日本同学,同班的,家境好,还在读书呢,马德里最豪华的一家日本餐馆就给他开出来了。
这个日本同学对我好到接近乱宠。我知道一个正派女孩不能收人贵重礼物,只敢收巧克力糖和鲜花———他就每天展开鲜花攻势。宿舍里的花都是日本人送来的,大 家都很高兴,直到他向我求婚。
日本人买了一辆新车,要当订婚礼物给我。当时,宿舍里包括修女舍监都对我说:“嫁、嫁。这么爱你的人不嫁,难道让他跑了吗?”
我当然没有收人家的汽车,两个人跑到郊外树林里去谈判,我很紧张———毕竟收了人家的小礼物,也常常一同出去玩,心虚得紧,居然流下泪来。我一哭,那个好 心的人也流泪了,一直说:“不嫁没关系,我可以等。是我太急了,吓到了你,对不起。”
那时,我们之间是说日文的。以前,我会一点点日文。半年交往,日文就更好些,因为这个朋友懂得耐心地教。他绝对没有一点大男子主义的行为,是个懂得爱的 人,可是我没想过要结婚。跟这个日本同学,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他在恋我,我迷迷糊糊地受疼爱,很快乐,可是也不明白怎么一下子就要结婚了。
为了叫这个日本人死心,我收了一把德国同学的花。我跟德国同学在大街上走,碰到了荷西。我把两人介绍了一下。荷西笑得有些苦涩,还是很大方地跟对方握握 手,将我拉近,亲吻了我的面颊,笑道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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