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往事于我是毕生的，而我却未曾对父亲提起过。
那是个深秋的季节，满地落叶。那一年我十六岁。父亲刚刚从“牛棚”放出来，而我在一所中学里等待分配。我们这一届在1970年毕业的时候，居然有可能留在城里工作而摆脱上山下乡的命运。这是所有十六岁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所梦寐以求的。刚刚获得有限自由的父亲更这样期待着，他不愿在好不容易的团聚之后又与家人分离。
但事与愿违。在那个年代是不可能心想事成的，无论我们做怎样的努力。第一批留城的一大半的学生中，没有我。在宣布了名单的那一天，回家以后我哭了。亲人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所有的目光中都透露着一种对未来命运的恐惧。妈妈第二天一早便去找了学校负责分配的人。她得到的答复是，我之所以不能分配，是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结论。妈很无奈地说了这些。父亲那晚不再讲话。
父亲表面上虽然随和，但骨子里却一向很倔强。他从不愿做违心的事，尽管一直遭关押甚至被殴打，他都始终不承认自己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所以他尽管最后一个从“牛棚”里出来，却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或者用当时的话说态度顽固。他始终拒绝在开除他党籍也是认可他罪行的文件上签字。他一直这样坚持着，直到全家人面对我的困境，束手无策。
第二天父亲就去了自进城就在那里工作的人民艺术剧院。在那个开除他党籍的文件上签了字。他违心地承认了二十多年来所写的剧本、所导演的戏剧都是封资修、大洋古的东西，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很快父亲的“问题”有了结论，便也结束了他“反动学术权威”的生涯，被下放到很远的郊区农村劳动改造。
父亲走的时候已是深秋。妈陪着他到派出所退掉了户口。他带着很简单的起居物品离开了家。我们全都很伤心。父亲就这样尽全力为我的未来创造了一种可能性，我猜他一定坚信着，这在当时是最好的选择了。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父亲从不曾犹豫。他的全部愿望就是他的女儿不要去乡下吃苦。为此他宁可自己下乡，宁可屈辱，宁可改变他禀性中的耿直，宁可去做违心的事。在那个凄冷的深秋，父亲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在做着人生重大的选择。而我们全家对未来其实也还是不敢奢望。也许父亲就是做出了如此人格上的牺牲和让步，我也不一定能留下，但父亲还是毅然做了。
父亲离家时我们都哭了。因父亲一走，不知他今后还能不能回来。在那个充满了悲哀和不测的年代，这无疑是对我们这个家庭的又一个沉重打击。
父亲孤身一人呆在乡下，依然很担心我的分配。不久就接到父亲的信。那信是专门写给我的。父亲在那封很长很长的信中，历述了他参加革命的历史和他几十年文艺生涯的得失，父亲甚至批评了自己性格上的一些弱点。他说他有责任让我了解他的全部历史，他甚至要我去分配办公室，说明我决心同父亲划清界限。父亲信中最后说，他此生最不堪忍受的，是子女要因他的问题而受到牵连。他说作为父亲他本应保护我们给我们带来阳光般的生活，而他却使我们从小经历磨难，他说他希望我能原谅他。
读父亲从乡下写来的这封长信，我独自一人哭了很久。我觉得我和父亲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原谅这个词。我觉得这是亲人之间最可悲哀也是最残酷的一件事。何以要让父亲在女儿面前批判自己？我当时惟一的念头就是宁可不留在城里，宁可上山下乡。我想我就是走得再远，未来再苦再艰辛，但只要父亲能回家。
结果在那一年的初冬，我被分配到一家郊区的钢铁厂当学徒工。我之所以能留在城里当工人，并不是因为父亲做出牺牲，而是那一年有政策规定，无论什么样的学生什么样的家庭出身全都要留在城里。
父亲的牺牲也许白做了，但他却始终无怨无悔。父亲从此呆在那偏远的乡下。他插秧，他割稻，他挑河泥，他还要住在破土屋里自己做饭。他要两三个月才被允许回城一次。每一次都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回家。一路上要骑八九个小时。冬天凛冽的风中实在骑不动了，他就扔下自行车躺在道边儿休息。我知道这一切父亲都能忍受，惟独他不再是共产党员这个严酷的事实，是他所不愿接受的。
父亲以他的屈辱和艰辛同我的生存和未来做了一个交换。
那是一个让我终生不忘的爱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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