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1日午夜刚过，我便来到了世间，我是父母的长子。我的生日刚好跨在那一年的上下半年之间，这是我日后命运的一个暗示：一只脚总是被拖向听力障碍的世界——父亲和母亲的那个静悄悄的世界，我的生命源自他们；另一只脚却总希望大步迈入有声的大世界中去，进入我自己的那片天地。
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的父母亲作为听力障碍者，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决心要一个孩子，这是何等的乐观啊。
我们住在康尼岛附近的布鲁克林。这里每到夏天，清风吹拂，我们敞开厨房的窗户，影子在滚轴上缓缓爬升。我可以嗅到咸咸的海洋气息，夹杂着毫无遮挡的芥末味和烤热狗味（尽管那可能只是我的想象）。
我们的公寓是位于三楼的四个房间，红砖建筑，外面是明亮的橙色安全出口。这是我的父亲和母亲在附近散步时找到的，然后他们亲自同缺乏耐心的、听力健全的房东商量。他们各自的父母都极力反对，觉得他们两个“失聪的残疾人”会“孤立无援”，“不能独立办好这件事”，肯定会被“欺诈”。他们刚刚从华盛顿结束了幸福、喜悦的蜜月，就正好赶上樱花兀自盛开的时节。花儿开得静悄悄又明艳艳，我母亲觉得，这是他们两个失聪的人喜结连理的一个好兆头。
公寓3A是父亲作为已婚男人所知道的唯一的家。这里的四个房间是他生活的地方，是他爱他的聋妻的地方，是他抚养他的两个听力正常的儿子的地方。直到后来有一天，在他们到那里四十四年之后，他被一辆救护车拉走，再也没有回来。
一天，父亲用双手为我解释他是如何失聪的，充满了悲伤、痛苦、遗憾与惋惜。这个故事还是他后来从他的妹妹萝丝那里拼接而成的，这是萝丝从母亲那里听到的。他必须从自己听力健全的妹妹那里才能知道自己失聪的细节，这永远是他愤怒的根源。
父亲告诉我，他出生于1902年，本来是一个听力正常的小孩，但是早年不幸患上脊膜炎。他的父母大卫和瑞贝卡，那时刚刚从俄罗斯移居到美国，住在布朗克斯的一间公寓里。他们原以为自己的孩子会夭折。
当时，父亲的高烧持续了一个星期，白天用冷水洗浴，晚上盖着湿被子，他才得以保住一条小命，但是他那小小的身体终于被毁坏了。高烧终于退下去了，他却双耳失聪。从此以后，父亲再也没有听到过任何声音。成年之后，他经常质问，为什么他们家里单单只有他变成了聋子。
我，他听力健全的儿子，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用手势表达自己的痛苦：“太不公平了！”
长大了之后，我越来越精通于充当父亲的声音的角色了，我会感觉到失望、羞耻，后来会愤怒，因为听力健全的人忽视他，就仿佛他是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一样。这种完完全全的冷漠比蔑视更加让人难受。
在很多场合，我亲眼看见街上听力正常的陌生人走近我父亲，问他一个问题：“你能告诉我地铁站怎么走吗？”“现在几点了？”“最近的面包房在哪里？”
当父亲没有反应时，这些路人的脸上立马就会露出不理解的神情。我非常不适应这样的情形，因为接下来，父亲会发出刺耳的聋人声音，他们会变得吃惊无比，接着又换作一副厌恶的样子。每当此时，这些陌生人都会转身逃开，仿佛我父亲的聋人声音是会传染的病毒一样。
甚至现在，时光向前走了七十年，童年记忆里的那种羞耻的感觉，还像蓄电池的酸液一样腐蚀着我的血管，如同胆汁不自觉地冲进我的喉咙。
“我爸爸要五磅牛脊肉，不要肥肉。”等轮到我们时，我对屠夫说。
“孩子，我在忙，”他甚至看都不看我父亲一眼，“告诉他，你们要去排队。”
“他说什么？”父亲问我。
“他说我们必须排队等待。”
“可现在已经轮到咱们了。告诉那人，现在！”
“我爸爸说现在已经轮到我们了。他要五磅牛脊肉，不要肥肉。”
我又礼貌地补充了一句：“先生，麻烦您了。”
“告诉那个哑巴，我说了等轮到他的时候。现在你们要么去队伍后面，要么就滚出我的肉店。”
焦躁不安的顾客，正在他们的位子上，用空洞又冷酷的眼神盯着我们，仿佛他们就是法官一样。
“那人说什么？”父亲问我。
父亲跟我说过，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一定不要，永远不要自己改编听力正常的人对他说的话，不管他们说什么。他需要我直接翻译。于是，我比画着：“那人说你是个哑巴。”我六岁的身体就像一个咆哮的火炉，几乎要烧坏我的皮肤。
我以前从未听人叫“哑巴”。唯一的一次是在收音机上听到的，在查理·麦卡锡的表演里，当时埃德加·卑尔根叫查理“哑巴”：“查理，你是个哑巴。你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块木头。”
我父亲不是一块木头，他不是哑巴。
父亲的脸色大变，气愤不已。“告诉那人，把烤肉甩到他屁股上吧！”他比画着，动作极度夸张。
“我爸爸说我们下次再来。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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