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的四个孩子里，只活了妈妈一个。因为妈妈的存在，姥爷才在舅舅死后，没有像他想的那样跟着走了，心肝宝贝的妈妈被姥爷捧在手心里长大。
奶奶也很特别，生了爸爸这一个孩子之后，就再也不生了。
于是1935年出生的爸爸和妈妈，成了那个年代极其少有的“独生子女”。
爸爸和妈妈，都是50年代初考入铁路的，是新中国的第一批铁路职工。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和朝气蓬勃的理想，他们一起参加了铁路职工运动会。爸爸撑竿跳高，妈妈短跑。那时他们彼此还不认识，但是两个人留在了同一张运动会合影上。他们还一起参加铁路文艺汇演，妈妈跳“采茶捕蝶”舞，爸爸合唱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演出结束后的集体合影上，又留下了他们俩的身影。
也许，爸爸就是从那时开始注意妈妈的，那个不多言不多语的，低头走路的羞涩女孩，那个被誉为铁路电报所“四大美女”之一的漂亮女孩。妈妈在众多的通篇介绍自己的成就或辉煌历史的求爱信中，看到了一封只有七个字的信：我想和你交朋友。妈妈回了三个字：我同意。
也就是这十个字的承诺，让他们承载了日后长期两地分居的艰难和痛苦。在他们十个字确立了朋友关系之后的一年，也就是1956年，爸爸带着赡养父母的责任，带着建设新边疆的梦想，当然也是工作的需要，去了新疆。
从安徽到新疆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要连着坐三天四夜的火车。两个连手都没拉过的年轻人，靠着通信，靠着思念联系着，从不想现实的问题，比如将来能不能调回来？爸爸家里兄弟姊妹几人？父母有没有工作……
什么都不想，就只认那十个字的死理。我曾在妈妈的抽屉里，看到过一个用外国电影的画报纸包起来的小本子。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个包装纸的画面，一个美丽的西洋女人，手持一把剑，像个女神。小本子的第一页，是爸爸隽美的字体：“送给姐姐素琴，弟培基。”
我的脑子如同被电击了一下，妈妈比爸爸年龄大？妈妈是爸爸的姐姐？姐姐怎么能跟弟弟在一起呢？对爸爸和妈妈的各种猜想，开始在我小小的心灵里展开了，这两个身为我父母的人，在我看不懂的爸爸所写的情诗里，成了两个无比神秘的人，又包含着一种我能隐隐地感觉得到，却又说不出来的浓厚的意味。爸爸所写的情诗，是普希金体的，受前苏联文化的影响，那是50年代的时尚。
妈妈有一张很美的照片，头发端庄地盘起，戴着一条洁白的珍珠项链。妈妈说，项链是跟同事借的。她把这张照片寄给远在新疆的爸爸，爸爸则在背面，郑重地写下了引自俄国文豪契诃夫的一段文字：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无论是外表，衣裳，心灵，还是思想。在这一点上，我的妻，是我理想的化身。
理想主义的爸爸，一生都在把妈妈理想化。我那写诗写信的父母，靠着鸿雁频传了五年，27岁的他们（在那个年代真的是大龄青年了），决定把十字承诺落实到结婚证上。
我们再也没有了那样的时代，我们再也没有了那样的爱情。
（毛蛋蛋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姥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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