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老母病情突然危重，我立即从北京返回上海。几个早已安排的课程，也只能请假。对方说：“这门课，很难调，请尽量给我们一个机会。”我回答：“也请你们给我一个机会，我只有一个母亲。”
妈妈已经失去意识。我俯下头去叫她，她的眉毛轻轻一抖，没有其他反应。按照电视剧的模式，她的眼角会流出一滴热泪，但没有。妻子说，如果真有眼泪，证明妈妈还很清醒，而这种清醒就是痛苦。作为子女，千万不要对老人作最后的情感索取。
我终于打听到了妈妈的最后话语。保姆问她想吃什么，她回答：“红烧虾。”医生再问，她回答：“橘红糕。”她突然觉得不好意思，就咧嘴大笑。笑完，彻底合上了眼。橘红糕是家乡的一种米粉粒子，妈妈儿时吃过。在生命的终点，她只以第一食品和最后食品来概括一生，然后大笑。这便是禅。
妈妈的脸，已经不会再有表情。听舅舅说，早年在上海，她也算是大美女。与爸爸结婚后，难于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安家，妈妈就到她陌生的余家乡下居住。但这一对年轻夫妻少想了一个关键问题：家乡没有学校，孩子出生后，怎么完成最基础的教育？这孩子，就是我。
妈妈的头发在今天的病床上还只是花白。在我牙牙学语的那些年，她那头乌黑的短发，是家乡全部文化的“中心网站”。办识字班、记账、读信、写信，包括后来全村的会计，都由她包办，没有别人可以替代。她的这头头发，清扫了家乡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文盲荒原。
至今记得，年轻的妈妈坐在床沿上，告诉我什么是文言文和白话文。她不喜欢现代文言文，说那是在好好的头发上扣上一个老式瓜皮帽。妈妈在文化上实在太孤独，所以把自己幼小的儿子当作了谈心者。到我七岁那年，她又把扫盲、记账、读信、写信这些事，全都交给了我。
妈妈把这些重任交给我的时候，还给了我一个“代价”：今后我的全部家庭作业全由她做。但由于我的同学家都点不起油灯，学校早已取消家庭作业，于是妈妈转而为我做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我小学毕业后到上海考中学，爸爸听说我从来没做过家庭作业，吓了一大跳。
我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心情有点紧张，她害怕独自在乡下的“育儿试验”失败而对不起爸爸。我很快让他们宽心了，但他们都只是轻轻一笑，没有时间想原因，只有我知道。我获得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是因为已经替乡亲写了几百封信；数学竞赛获大奖，是因为已经为乡亲记了太多的账。
蔡医生询问我妻子，妈妈一旦出现结束生命的信号，要不要切开器官来抢救，包括电击？妻子问：“抢救的结果能恢复意识吗？”医生说：“那不可能了。只能延续一两个星期。”妻子说，要与我讨论，但她已有结论：让妈妈走得体面和干净。
我的意见就是妈妈自己的意见，这时身上的遗传在发言。妈妈太要求体面了，即便在最艰难的那些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典雅，语言永远平和。到晚年，她走出来还是个“漂亮老太”。为了体面，她宁可少活多少年，哪里在乎一两个星期。
一位与妈妈住在同一社区的退休教授很想邀我参加他们的一次考古发掘研讨会，三次上门未果，就异想天开地转邀我妈妈到场加持（梵语）。我妈就换衣梳发，准备出门，幸好被保姆阻止。妈妈的理由是，人家满头白发来了三次了，叫我做什么都应该答应。妈妈内心的体面，与单纯有关。
妈妈如果去开会了，会是什么情景？她是明白人，知道自己只是来替儿子还一个人情，只能微笑，不该说话，除了“谢谢”。研讨会总会出现不少满口空话的人，相比之下，这个沉默而微笑的老人并不丢人。在妈妈眼里，职位、专业、学历、名气，都可有可无，因此她穿行无羁。
大弟弟松雨守在妈妈病床边的时间比我长。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他完全是在妈妈的手臂上死而复生的。那时的农村几乎没有医疗，年轻的妈妈抱着奄奄一息的大弟弟，一遍遍在路边哭泣、求人。终于，遇到了一个好人，又遇到一个好人……
我和大弟弟同时得了天花，村里的“仙姑”已判定必死。妈妈早已心灰意冷，手足无措。祖母听说荸荠能凉火，但季节不对，只能迈着小脚去敲一家家农舍的门，一直敲到6里路之外的那一家才买到几个风干的……活下来，太偶然了。
我们都无数次命悬一线。因此，我必须再一次肃立，向妈妈已经无感的躯体深表敬意。由于一直只在乎生命的底线，妈妈对后来各种人为的人生灾难都不屑一顾。这使我每次遇到那些哀怨连连或戾气冲天的人群，总会在心里说：你们其实活得太容易了。
病床上妈妈的躯体已经缩得比从前小。但我心里明白，我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她。我6岁那年的一个夜晚，她去表外公家回来得晚，我瞒着祖母翻过两座山岭去接她。她在山路上见到我时，不责怪不惊讶，只是用温热的手牵着我，再翻那两座山岭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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