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有这么一个情节，主人公斯蒂芬的父亲跟他聊起自己年轻时抽烟被发现的故事：“当时我正站在南大街的口上同几个和我一样的半大小子在一起。我们每个人嘴角上都叼着烟斗，自以为很有派头儿。突然，我老爸从这儿经过，他一个字儿也没说，甚至连脚步都没有停。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俩一块儿出去散步，在快要回到家门口的时候，他拿出了烟盒，说：来，西蒙，我以前不知道你也抽个小烟儿或者抽个烟袋锅什么的，如果你想抽个痛快，来一支这种雪茄吧，这是昨天晚上在昆斯敦一个美国船长送给我的。”
这时，斯蒂芬听到父亲突然发出一阵大笑，“那笑声全然是哭腔”。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那年除夕，吃完饭母亲就去厨房收拾了，父亲忽然掏出一盒中华，递给我一根，问我：“抽吗？”我一下愣住了。那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之前当然也偷偷摸摸地抽过，被父亲发现之后还揍了我一顿。
父亲拿着烟的手伸在我面前，我赶紧接过来。我俩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把它抽完，仿佛一个沉默的交接仪式。那一刻，我觉得跟父亲终于达成了某种和解。
作为一个在官场不太如意的干部，他一直希望我能去考公务员，延续他未能实现的价值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但我不觉得自己可以承受那样的人生。为此，我们争吵过多次。但在那个夜晚，当他拿着火机为我点上烟的时候，我知道这些都可以结束了。
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里，父亲总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沉默、强壮、有尊严。我的父亲自然也不例外，儒家文化扼杀了他和儿子做朋友的可能，因此他只能给自己裹一层外壳，用来维护这种父子关系的严肃性。至于我，不想也不知道如何打碎这层外壳。
有一次，他扭捏地拿着一张光盘问我怎么才能在电脑上播放，我一看就明白了，我很想把自己收藏的那些好玩意都送给他，像一对亲切的狼友那样。但我忍住了，我告诉他怎么弄，然后默默地走开。
这些年来，我们之间很少有交流，偶尔也谈谈社会或者人生，但谈不了几句就不欢而散。他已经像个老人一般保守，而我却正在激进的年纪，两代人之间的对立和不理解总是不可避免，但也并非总是如此。
现在，面对父亲的老去，我心情复杂。他一直在坚信着一些东西，或许上升不到主义的高度，但就算在那个闭塞的县城，他也为此奉献了他的青春和理想。
有时一起看电视，看到主席台上领导在讲话，父亲总是坐立不安，好像小学生交了一份不及格的成绩单一样，愧对于人。
其实他不知道，我真的不需要他给我什么仕途上的支持，金钱上的帮助，尽管这些他一直想给我。对我来讲，父亲能心情愉快地多陪我几年，就是上天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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