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和冰心有着70年的深厚友谊，在精神上彼此扶持一直延续到耄耋之年。从《收获》杂志近期刊发的98封两人来往书信便可略见他们的情谊。
“得来信和《文丛》，十分喜慰。知道你和靳以不断在努力，尤为兴奋。萧乾的文章，越写越好了，应该传令嘉奖。巴黎的春天，是真美，可惜雨还是多一点……”这是1937年4月9日，冰心从巴黎写给巴金的信，也是现存最早的冰心写给巴金的信。
1994年1月3日，冰心曾在巴金画像旁题写赠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同年5月，巴金给冰心的题字：“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
关于巴金和冰心之间的友谊的细节，已有无数学者、作家或是亲历者撰文详述。
故事的开始，似在1933年。
那时，巴金正在北平小住，与郑振铎、章靳以等一起创办《文学季刊》。为了给刊物组稿，他和章靳以去拜访了冰心。
冰心后来回忆：“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又比他们大几岁，便把他们当做小弟弟看待，谈起话来都很随便而自然。”在冰心眼里，靳以健谈，热情而活泼；巴金比较沉默，腼腆而略带忧郁。
但巴金的沉默，冰心早已懂得。
那时，她已读过这位“小弟弟”的一些早期作品。她记得，他常爱背诵一位前辈的名言：“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他还说过：“我似乎生来就带来了忧郁性，我的忧郁性几乎毁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追求光明得努力，我没有一刻停止过。”
“我记得我知道他在正在崩溃的、陈腐的封建大家庭里生活了十几年，他的充实的心里有着太多的留恋与愤怒。他要甩掉这十几年可怕的梦魇。他离开了这个封建家庭，同时痛苦地拿起笔来，写出他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控诉。他心里有一团愤怒的火，不写不行，他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作的。”——尽管第一次见面，但巴金与冰心却如相知许久的故人。
巴金初见冰心时的沉默，或许还有另一层原因——终见钦慕已久的“长辈”，难免腼腆。
其实，他们的友情早在1933年前已埋下伏笔。
1922年夏，巴金和堂弟在老家的园子里，伴着满园蝉声读冰心的诗《繁星》，边读边学写“小诗”。
虽然只写了十几二十首，但巴金说，那些“小诗”一直鲜明地印在他的心上，“常常觉得有人吟着诗走在前面，而他，也不知不觉地吟着诗慢慢地走上前去”。
吟诗在前的，也许就是冰心。
巴金后来曾有过这样的回忆：“当时年轻的读者容易熟悉青年作者的感情。我们喜欢冰心，跟着她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
1923年5月，巴金离家赴上海。经过泸县时，他特地上岸买了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的《繁星》带在身旁。
文字让原本陌生的两个人灵犀相通。
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有这样的默契作为基础，两人初识的一见如故，便自在情理之中。
1940年冬，冰心从昆明到重庆，巴金恰好也在这时来到重庆。冰心当时吐血，住在歌乐山养病，巴金常去看她。得悉冰心经济拮据，连年夜饭都成了问题，巴金跟冰心谈起她的著作应在内地重印出版。冰心便将此事全权交给这位“小弟弟”。
巴金在经济上的鼎力相助，不仅让冰心感激，冰心的丈夫吴文藻也由衷感慨：“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
巴金的妻子萧珊，也是冰心的好友。
1938年，冰心举家内迁云南昆明时，巴金曾带未婚妻萧珊到冰心家拜访。
此后，萧珊任《上海文学》和《收获》杂志编辑，巴金常“怂恿”妻子向冰心约稿。冰心喜欢萧珊，对她的约稿自然不会敷衍马虎。在冰心看来，“那些千把字的鸡零狗碎的应急文章”是不会给萧珊的，她总想“聚精会神，写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一点的”文章。
慢工出细活，可等稿等得心急的萧珊难保不连续写信催稿。她的信“又热情，又撒娇”，有时甚至调皮地写：“你再不来稿，我就要上吊了。”
1961年11月14日，冰心在给萧珊的回信中写道：“你的信来了，又是‘自杀’，（在这一点上，巴金罪不可恕！）又是‘寡情’，真把我吓坏了，我连信也不敢回，想把稿写好一并寄去，不料，越着急越不行，就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理不出一个头绪来……纳兰词有句云：‘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可为我咏！这两天又开始努力，迟早寄上，请别着急。少不得请代问巴金好，虽然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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