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的，1978年，是这个时代中印记最深的，如同冬后的春来乍到时，万物恍恍惚惚苏醒了，人世的天空也蓝得唐突和猛烈，让人以为天蓝是掺杂了一些假——忽然的，农民分地了。政府又都把地分还给了农民，宛如把固若金汤的城墙砸碎替农民制成了吃饭的碗，让人不敢相信，让人以为这是政策翻烧饼、做游戏中新一次的捉迷藏。农民们一边站在田头灿烂地笑，另一边有人把分到自家田地中的树木都给砍掉了。
田是我的了，物随地走，那树自然也该是我家的私有财产。于是，大的和小的，泡桐或杨树就都被砍了。先把树伐掉，抬到家里去，如果有一天政策变了，又把田地收回到政府的账册和手里，至少家里还留有一棵、几棵树。就这样，大家相互学习，相互攀比，几天间，田野里、山坡上那些稍大的可做檩梁的树木就都不在了。
我家的地是分在村外路边的一块平壤间，和别家的田头都有树一样，也笔直地立着一棵比碗粗的箭杨树。在春天，箭杨树叶“哗哗”响。当别家田头的树都只有白茬树桩时，那棵杨树还孤零零地立着，像广场上的旗杆一样。为砍不砍那棵树，一家人是有过争论的。父亲也是有过思忖的，他曾经用手和目光几次去丈量树的粗细和高矮，知道把树伐下来，是盖房做檩的绝好材料，就是把它卖了去，也可以卖上几十近百元。
几十近百元，是那个年代里很壮的一笔钱。
可最终，父亲没有砍那树。
邻居说：“不砍呀？”
父亲在田头笑着回人家：“让它再长长。”
路人说：“不砍呀？”
父亲说：“它还没真正长成呢。”
就没砍。就让那原是路边田头长长一排中的一棵箭杨树，孤傲挺拔地竖在路边上、田野间，仿佛是竖在乡村人心的一杆旗。小盆一样粗，两丈多高，有许多“杨眼”妩媚明快地闪在树身上，望着这世界，读着世界的变幻和人心。然而在3年后，乡村的土地政策果不其然变化了。各家与各家的土地需要调整和更换，并且政府还要重新收回，分给那些新出生的孩子。于是，我家的地就是别家的田地了，那棵已经远比盆粗的箭杨树也成了人家的树。
成了人家的地，也成了人家的树。可在成了人家田地后的第三天，父亲、母亲和二姐从那田头上过，忽然发现那远比盆粗的树已经不在了，路边只有紧随地面白着的树桩。树桩的白，如在云黑的天空下白着的一片雪。一家人立在那树桩边，仿佛忽然立在了悬崖旁，面面相觑。不知二姐和母亲说了啥，懊悔、抱怨了父亲一些什么话。父亲没接话，只看了一会儿那树桩，就领着母亲、二姐朝远处我家新分的田地去了。
到后来，父亲离开人世后，我念念不忘他人生中的许多事，也总是常常想起那棵属于父亲的树。再后来，父亲入土为安了，他的坟头因为幡枝生成，又长起了一棵树。不是箭杨树，而是一棵并不成材的弯柳树。柳树由芽到枝，由胳膊的粗细到了碗状粗。山坡地，不似平壤的土肥与水足，那棵柳树竟也能在岁月中坚韧地长，卓绝地与风雨相处和厮守。天旱了，它把柳叶卷起来；天涝了，它把满树的枝叶蓬成伞。在酷夏，烈日如火时，那树罩着父亲的坟，也凉爽着我们一家人的心。
至今乡村的人多还有迷信，以为幡枝发芽长成材，皆是很好很好的一桩事。那是因为人生在世有许多厚德，上天和大地才让你的荒野坟前长起一棵树，寂时伴你说话和私语，闹时你可躲在树下寻出一片寂静。以此说来，那坟前的柳树也正是父亲生前做人的延续和回报，也正是上天和大地对人生因果的理解、写照和诠释。我为父亲坟头有那棵树感到安慰和自足。每年上坟时，哥哥、姐姐也都会为那弯树修整一下枝叶，让它虽然弯，却一样可以在山野荒寂中，把枝叶像旗一样扬起来。虽然寂，却更能寂出乡村的因果道理来。就这样，过了二十几年后，那树原来弓弯的腰身竟然也被天空和生长拉得直起来，竟然也有一丈多高，和二十多年前我家田头的箭杨树一样粗，完全可以成材使用了。
我家祖坟上有许多树，而属于父亲的那一棵，却是最大最粗的。这大概一是因为父亲下世早，那树生长的年头多；二是因为乡村伦理中的人品与德行，原是可以为树木提供给养的。我相信这一点。我敬仰那属于父亲的树。可是就在今年正月十五，我80岁的三叔去世后，我们悲恸地把他送往坟地时，忽然看见父亲坟前的树没了，被人砍去了。树桩呈着岁月的灰黑色，显出无尽的沉默和蔑视。再看别的坟头的树，大的和小的也都一律不在了，被人伐光了。再看远处、更远处别家坟地的树，原来都是一片林似的密和绿，现在也都荡然无存、光秃秃的了。
想到今天乡村世界的繁华和烦扰；想到今天各村村头都有昼夜不息的电锯轰鸣声，与公路边上的几家木材加工厂和木器制造厂的发达；想到那每天都往城市运输的大车小车上的三合板、五合板和胶合板；想到路边一年四季都赫然竖着的大量收购各样木材的文明华丽的广告牌；想到我几年前回家就看到村头路边早已没了树木的空荡洁净，也就忽然明白了父亲和他人坟头被人砍树的原委和因果，也就只有沉默再沉默，无言再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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