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刻，我知道，她不让知道的是，她已接近全盲了。
1978年夏，忽然收到一封信，一边上楼一边拆。当时两岸还没有开放，大陆有信来，要由国外的亲友代转。信是李本明姊寄来的，她说她在北京遇到了“孃孃”(北京人称呼伯母的意思)。信中又附带一信，原来是我的生身母亲写的，根本来不及细读，立刻冲上楼，见到了太太便抱住她大哭。
我回了一封长信，当时“文革”余波荡漾，母亲与弟弟依然没有得到完全的平反，与许多人合住在北京劲松区的一处大院子里。我的信是母亲在晚饭之前收到的，她迫不及待地打开来读，那是1980年的事。母亲就凑着几家起居室里共用的、仅有的一盏微弱的电灯，站在那儿，把我的信从头到尾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读到夜阑人静，读到四下无声，读到一片荒凉，再抬头，已经时近午夜，恍若隔世。
当时两岸禁止相通，也不知何日得以相会。直到有一天母亲在信中说，她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很怕另外的一只眼睛有一天也看不见，希望可以早日相会，以免抱憾无穷。我就决定要去让母亲好好地看看她的儿子我。
那是在1988年，距离跟母亲联络上的十年之后了。我了解母亲总想表白一下她当年为何把我们留给了父亲，又想说清楚为何她会跟父亲离婚。说得清吗?我该知道吗?我一定要下判断吗?我不想听，不想知道。男女之情要是说得清楚，人生还有什么意思?以通常理论断爱情，本非我之所愿，我总在逃避母亲的解释，也怕真相大白。我肯面对的只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她是我亲生的母亲，她无私地爱着我。
母亲一生都没有过到什么好日子，她爱有才气的饱学之士，先后嫁给了父亲与章乃器先生，他们都很符合这样的条件，可是也没得到幸福。她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最后一个与章先生所生的章立凡，从17岁到27岁，被打成政治犯，在监狱中度过。母亲在“文革”中也受到迫害，落得一无所有，六七十岁了还要当清洁工。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她唯一记挂的便是一个月一次，清早天还没有亮就起来，到离北京很远又极冷的龙庆峡去探监。有一天他们一家得到平反了，章乃器先生却也过世许久了。
飞机在一个破旧的机场落地，和今天美丽的首都机场是同一个地方。小得可怜，只有一个行李轮转台，用推车还要付租金。我戴着一顶宽边草帽，后来母亲说，她一看到戴帽子的，就知道一定是我。大概这也是母子连心。
母亲早在三个多小时之前就到了机场，早早地在门边占了个好位子，依现在的说法，她要在“第一时间”看到我。她立定三个小时，一步未挪，用她仅有的一只眼睛紧紧地盯着，这只有母亲才做得到，恋人也无法相比。
我有点手足无措，在跟着妈妈、弟弟出机场之际。计程车很小，很勉强挤进了三个人跟行李。那一阵，新闻媒体上常有一些报道，就是两岸亲人一见面，马上抱头痛哭的种种，我很怕，怕我哭不出来，又怕真哭出来，只好先在电话中说清楚，请大家都别哭。
我没有去牵妈妈的手，觉得跟她好陌生。这位老太太，穿着很朴素，弟弟也是，没想到个子比我还要高，斯斯文文的，没有蹲过十年苦牢的风霜，反倒像个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说话慢慢吞吞，动作沉沉稳稳，细皮白肉，那么，我们都得自母系遗传了。
母亲只在上计程车之前，拉住我的胳膊说了一句话，是上海口音：“等一下子，在车子里面，你什么话都不要讲。”
吓得我真的一路无话。直到崇文门那栋十几层的家门口，刚下车，母亲又说了一句话：“等一下子，进家门之前，什么话都不要讲。”
母子重逢，比我们更安静的，大概再也找不到了。我们也没有什么“旧”好“话”，倒是弟弟肚里有许多掌故。他的最高学历是清华附中，身陷“文革”大难，也没读完，却能博学多闻，供职社科院，在那样的环境中，十分罕见。后来见到更多的大陆远近朋友，我不禁怀疑，他会不会是全大陆最斯文的男子?
计程车司机帮我们把行李搬上楼，才刚探头，说了一句话：“好宽敞啊!”
我跟着四面看看，心里想的是：“好狭小啊!”
原来二十几平的屋子，在北京，已经算是大的了。
到北京才三天，听说母亲很久都没有出门了，就决定一伙儿去承德走走。我问承德远吗?弟弟说不远。那么有多近?他说火车八个小时就到了。
在承德，每天，不论什么时候，母亲随时地忍不住地痛哭，特别是回到居停的招待所之后。我这才明白，原来该哭就一定得哭出来，昨天没有哭出来，今天也要哭出来，今天不哭，那么就明天哭。五十年前没哭出来，五十年后，只要尚在人间，还是要哭出来，连本带利地哭。
我从没有见过那么大年纪的老太太哭得那么凄惨，她的哭让我觉得害怕比伤心多。说是重逢，其实与初会没两样，我们母子分手的时候，我才四五岁，在那四五年里，绝大部分的时间也没有跟她在一起，当然没什么特别的印象。
可以讲，我一见到的母亲就是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下子越过了母亲的青年、中年与盛年，我们没有共同的记忆，所以也是客客气气的，实在无从抱头痛哭，陌生感一直到回北京三五次之后，才渐次消除。现在见了她就自自然然地会搂着她说话，那是费了许多光阴慢慢暖化了的状态，我原本就没有跟亲人亲昵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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