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每出于绝境，胜券总握于哀兵，这是历史和人生的规律。
1977 年我的身体日见消瘦，面色苍白，十指无色，行走时觉晕眩，骑车则忽焉摔倒。一天我到兆和师家去，萧琼先生讲：“你一定有大病在身。”萧先生为名医萧龙友之 女，她的眼力不能不使我一惊。我一向不愿在命运前低头，坚信意志力能排除一切舛厄。每天清晨五时起床下楼跑步。一日正跑间，忽觉天旋地转，眼中闪晃金星， 知道不妙，抱着道旁一棵小树十数分钟，始渐渐正常，心灰意冷，计无所出。从此不复上班，亦不复锻炼。每天到楼边锅炉房周围的一大片沙地晒太阳，百无聊赖。 一向讳病忌医的我，终于有一天不得不到北京医院检查，化验结果一出来已是病危，血色素为五点六克，不及常人之半，恶性贫血，必须立即住院。
名 医会诊之后，确定为结肠息肉，惟一的办法是开刀。贫血如此，如开刀何？必先输几千CC血，而输血不似鲸饮，必须点点滴滴输好几天。这时，我对自己的命运作 了一次十分冷静的分析，如果术后不佳，则来日无多，将如何？自以为自少而今，刻苦自励，有绝艺在身，苟就此遽去，上负苍天厚爱，下愧父母殷望，必须做一件 有意义的事留取人间。于是我决定画一本《鲁迅小说插图集》。之所以做此决定，其一，自信白描在国画界无过其右者；其二，自觉对鲁迅先生小说的理解或无大 谬。于是我嘱医生将我的输血针管插到脚上，医生说比较疼，问受不受得了？我说无碍。自此潜心作画，惟一小几置于病榻，研墨吮毫，每临纸，必以意志驱除烦 恼，心灵颇似佛家之孤灯寂照。由是笔下遂日见灵动，恍有神助。彼时参考资料甚少，惟有《吴友如画宝》助我，因其描写社会人生诸相，时代与鲁迅先生所描述正 相合。
每天伏几，作画不辍。邻室有名作家严文井先生亦因病住院，十分喜欢与我聊 天。然他每临窗，总见我潜意于画、心无旁骛，遂不忍心前来打扰。严文井先生感慨良深地赞道：“平生所见刻苦如此者，惟沈从文与君耳。”开刀之后有几天极痛 苦，只有卧床不起。稍愈，又伏几作画，起先所见线条皆成双影，静心息念片刻，渐渐清晰。而大手术之后腕力又有所不逮。越数日，一切归于正常，作画之气势亦 如破竹矣。
住院日久，作画之余，每天总等待楠莉的看望，时有“美人犹未来”之 叹。既来，则断肠人对断肠人，相顾亦不甚多言，惟浅颦淡笑而已。其时楠莉每日于家中深深祈祷，希望苍天怜此奇才。名医吴蔚然、周光裕给了我再生的机会，而 楠莉则给了我再生后的幸福。我相信心灵对健康的裨益，在那些难煎难熬而又以生命作殊死搏击的日子里，楠莉真诚的心灵、美奂的仪容，永远使我难忘。两心相 许，未吐真言，正此时也。
生命的奇迹终于出现，我的身体康复很快。拆线之后便出 院休养，血色素恢复到常人的十二克。当挚友米景扬先生将荣宝斋出版的《鲁迅小说插图集》送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语哽而泣。本来以为用此书留于人间，以报上苍 生我之大德、父母育我之深恩、祖国期我之厚爱，然而今天却成为我新生命的开端。此后二十余年，我的艺术终于遍列全球，为天下人瞩目。回首于生死界徘徊之 日，不能不视为奇迹。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向中国无条件投降，人类历史上最惨酷的一场杀戮告终。
这 一天在东北沈阳有一栋日军长官们居住的楼房，在一阵轰天价响的火药爆炸声中坍塌，其中有几十名军官和太太们在烈焰中灰飞烟灭。他们是引决自裁，其死固轻如 鸿毛，为中国人民所不齿，而在日本人看来，却不失悲壮。他门的名字在今天日本的靖国神社中被供奉，这其中有楠莉的父亲和母亲。
从这一天起楠莉成了一个孤儿，倘不是她父亲早在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败局已定的情势下，托孤于本溪的商人，楠莉也许会在那一声轰鸣中消失。战后，本溪的商人又将楠莉送往沈阳的一户乡村的读书人家躲藏。她幸免于难、孑然一身，在异邦成长，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她 成了村野的一个中国女孩，穿着东北大蓝花土布，在田埂上、在野地里、在场院中和孩子们捉蟋蟀、打陀螺、采酸葡萄、将蚂蚱用草棍串连烧烤、等待家中饲养的老 鹰抓回野兔和山鸡。冬天则滚雪球、堆雪人、用木棍敲下屋檐的冰柱，捏一团新雪，塞进邻居小孩的被窝。总之所有顽皮男孩们所做的事，她都做过，那是一段无忧 无虑、天真无邪的岁月。
丧失父母的悲哀对幼儿来说这是健忘的，因为她聪明美丽、 善解人意，成为合家的宠儿。然而，灵魂深处的孤独感，从孩提时起，深深笼罩着楠莉。那些依稀的回忆，像流云中隐现的山岫，像海洋中载浮载沉的岛屿。她觉得 那失去的双亲的容貌永远不会从头脑中拂除，她曾保留着一张双亲的相片，父亲孔武雄健、母亲柔顺美貌，这张唯一的珍贵纪念品，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焚烧。这件事 楠莉引为终身的遗憾。不论她的父亲对中国罪孽如何深重，但对于她却永远是钟爱的父亲。
岁 月递嬗，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孤独感却与日俱增，养成了她成为少女之后的沉默寡言、青年之后的落落寡合、中年之后的忧郁寡欢。她也永远不会想到自己会深深 地爱上一位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范曾。当楠莉在东北的村野嬉戏的时候，在南方的小城南通，我的由思想左倾而后参加共产党的长兄范恒，正在胜利的欢欣中教我 唱：
“在胜利的九月，祖国，你从英勇斗争里解放，祖国，你沐浴八年抗战的风沙，像一个巨人，终觉在成长……”
在23岁之前，我不曾和任何一位女性幽会，当然更无论其他。堤坝看似坚固，然而凶险的波涛会一下子冲决而出。遇到第一个对象，绝对会爱得死去活来，因为这种情态包含了虚幻的理想、夸张的热情和第一次试用爱情老调的新鲜感。
我 为第一次爱情耗时五年之久，一无所获，最可贵的燃料烧尽之后，剩下了痛苦的灰烬。爱情带给我苦多乐少的回忆，而且创伤一而再之，再而三之，宛如雪上加霜。 在1970年我爱上另一位少女，照样如痴如狂，海誓山盟，前后一年之久，待到我下放湖北咸宁干校，这烟云过眼般的爱情也随风而逝。
1971年夏，干校假期半月，我回北京。当时我住在垂杨柳的一间小屋，家中炊具只有一个洋铁的水壶，有一次水开之后忘记关火，继续加温，最后将壶烧得七扭八歪，幸不漏水，一直使用下去，彼时之困窘可知。虽如此，然而在同代人中却颇具才名。
我当时身无分文而晏然自足，无家室之累，似闲云野鹤，而狂言惊座，纵横恣肆的状貌，为艺坛某些大老所不容，可谓其来有之。直到与楠莉相识很久熟稔之后，她才告诉我，谁不知道你是“江东狂生”啊。这是后话，那时我还不知道天下有楠莉在。
这 一次的干校休假，改变了我的生命。有一位朋友邀集了一些同样落拓江湖的人，作一次穷愁中的小宴，谈不上琼宴坐花、羽觞醉月，只要薄酒一杯，以消烦闷而已。 酒过三巡，我正即席吟诗，击节为乐，这时迟到的一位佳人，却使满座悄然。她身着一件雪白的连衣裙，两条辫子乌黑油亮，其素洁用得上春梅绽雪、秋慧披霜八个 字，而神态清逸、寂然凝虑。入座之后男士们都有些拘谨，这时一位朋友打开僵局，讲这是楠莉；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两个字。
那还是“四人帮”时代，她的打扮其实很朴素，根本不会施朱搽粉，而且衣料是平常的白色的确良，并山她自己剪裁缝纫，任何化妆首饰都没有；倘若那时真的美艳动人，那才配称天生玉质。楠莉注意我的眼光，使我一生难忘，好奇、探询、欣赏都有。
整 个宴会上我讲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只觉得心动口不动，口动心不动，牛头不对马嘴，看不出宋玉对“东家之子”的傲气，谁能讲清楚一个动了真情的男子内心涌动的 一切。我相信看到楠莉的第一分钟起，我便深深地爱上了她，而且我自以为心有所托，一塘春水泛起涟漪，结束了枯索无味的人生。
然而爱上楠莉到向她倾吐，又隔了六年，那时我得了结肠息肉的沉疴，恶性贫血到血色素只剩五点六克，不到常人的一半。苍白、消瘦、终日蜷曲，不欲一动，生命在躯体里一天天消失。在垂危之中有名医妙手回春，开刀为我切除了病根，成了“断肠人”。
我 躺在病院，渐渐有了生意，那时楠莉每次来病院，我真的会康复不少。生命和爱情是奇妙的孪生姐妹，春天到来使人年轻，而楠莉却在呼唤我内心的春天。我对楠莉 说，你坐在床边，不是“断肠人对断肠人”吗？她的确为我断肠，因为她听到已得肠癌，预后不佳时，在家中黯然泣下。当她知道那是误传，见到我时，才又高兴地 流下了泪。
此后楠莉成了我生命的第一要素，我们聚少离多，多年来留下了二百多封 信，甚至我写的每一张字条、每一份电报，我归家看她的火车票她都记上某年、月、日留作永远的宝藏。她告诉我，深居简出的她，最大的兴趣是翻阅这些信札和字 条，那里埋藏着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幸福。这些信中飘洒着南开园的冬日初雪，浮动着黄山巅的云丝雾影，澎湃着大西洋的碧波皓浪，当然也有着普天下情人用而不厌 的陈言。
“我爱你”这万古犹新的词句，有些人廉价使用，有些人却付出了生命、历 史，付出了自己所曾拥有的一切。啊，我为了楠莉失去了什么？所有的盛名、地位、金钱——可怜而惨淡，敝屣而已！我得到了什么？——楠莉。鹈夫鸟已鸣，美人 迟暮，我曾见过你如朝暾初上时的彩霞。为了你，我已从黑发变到白头。
我会和楠莉在巴黎结婚，然后作伴还乡。
我和楠莉的爱情太平常，太凡俗，没有任何传奇色彩，我只想大声地讲一句真的话：“我愿与相爱廿年的楠莉同赴天涯。”其后便演出了轰动天下的轩然大波。我想，我们的爱只能用一个字来评价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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