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的崇明，是个很简陋的岛，枣树和新接的自来水龙头是我记忆的一部分，另外就是纸张匮乏。我对父亲的最初记忆很浅，因为他在另一个很远的海岛上服役，做他的“大军医生”。那时，我总是在下午4点站到街口去等外公高大虚弱的身影，然后回到自己的板凳前，画《三打白骨精》的连环画。
父亲探亲回来，会带来一些非常难得的白色道林纸，真是雪一样白啊。平时我只能在日历的背面或者是草纸上画画，所以童年的我，对父亲的渴望大半是和对纸张的渴望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还是喜欢囤积纸张，每次去福州路一家出版集团看朋友，我总要买大叠的宣纸。我从来不画水彩，可是水彩画纸厚实丰富的质地让我上瘾，买了又买。
父亲应该算是一个文艺爱好者，写过一些文章，能在开会的时候画出主席台上人们的脸。我看的第一批文学和美术书籍是他的收藏。我还看过不少医学方面的书，养成了不怕尸体的习惯，后来在大学里上解剖课，这一习惯帮了我大忙,让我没有变成素食主义者。
26年的军营生活给了父亲永远笔直的腰板，医生的职业又让他像发烧友一样注意控制饮食。我母亲常常抱怨吃不到咸肉和腌菜，家里连蛤蜊一类的海产品也是严禁的，菜做得又淡又硬,很符合鲁迅先生饮食强国的理论。每年体检，父亲都会使别人惊讶：他的健康状况比实际年龄小了十来岁，还停留在盛年的水平。
父亲一开始就根据他对艺术家的理解来教育和纵容我，他给我找老师，买大量的书，甚至对我太多的怪癖视而不见，等到我进入青春期质疑他的所有价值观时，他才明白家里出一个画画的意味着什么。我从他身上继承了很多东西包括弱点，例如总是与成功之道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他的确给了我足够的艺术积累，让我认识到绘画的价值几乎高于世界上所有一切。
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是笑谈了，但当时我们都是很严肃地对待它的。我读初中时，好宣纸的价格已经高得很离谱了，而高价宣纸最好放上几年，用起来才格外顺手。于是，面对我这个小材料疯子，父亲不得不把一些最昂贵的宣纸放在我够不到的高处，免得我不爱惜，悄悄用掉。很多次我冒着重重一摔的可能性，大椅子上叠小椅子，爬到最高的橱柜顶上去拿好宣纸，正当此时，钥匙响了，父亲进门，我就这么傻乎乎地僵在半空中。
今天，宣纸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父亲要面对的是衰老。他已经有些认识到自己不再英姿勃发，不过了不起的是他依然无视这一变化。他年近七十，生命力还是异常蓬勃，我看他不活得惊天动地的长，肯定是不会罢休的。
小时候我很怕黑。有一个晚上突然惊醒，想对父亲说门外有鬼，看见他的脸，就安静下来，又沉沉地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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