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少英才

唐初是我国历史上政治较稳定、少动荡的时代，当时的许多文人骚客都把诗歌作为点缀升平的风雅玩物。当然，也有一些不屑于与这些所谓的“宫廷文士”为伍，而锐意变革的新进诗人。他们志同道合，互通声气，使诗歌重新担负起歌唱人生的使命，唐诗也由此获得了真正的转机。他们就是被称为初唐四杰的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

四杰活动于太宗、高宗、武后时期。以年岁论，卢、骆大约比王、杨年长20岁左右。四人均是英姿逸发的少年天才。骆宾王7岁即能作诗，被称为神童，流传下来的四言绝句《鹅》至今仍为世人广为吟诵。杨炯10岁即应童子举，翌年待制弘文馆。王勃16岁时被太常伯刘祥道称为神童而表荐于上。卢照邻20岁即为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弈之。王有书12本，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但是在仕途上，他们都不得志。四人中，仅杨炯官至县令。年少志大，才高位卑，这种人生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性格和文学创作。

在四杰之中，王勃写过脍炙人口的《滕王阁序》及《滕王阁诗》，一直流传至今。诗云：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此诗为王勃游洪州滕王阁时所作。不幸的是，这位少年诗才、人中之杰，在离开滕王阁乘船渡南海时，不幸落水身亡，年仅27岁。

王勃死后，四杰中的其余三人悲痛欲绝，尤以杨炯为甚，因为杨炯平素与王勃颇为亲近，二人时常互递诗篇，共同研讨。杨炯还曾亲自为王勃的诗集作序，由此可见二人关系并非一般。但他很快从失友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以“开辟翰苑，扫荡文场”的气概向“绮艳婉媚”的宫廷遗风发出挑战，以刚健大胆的追求，开始改变唐诗风貌。他流传给后人的诗作最后汇编成一本《盈川集》。

三杰还以拯时济世、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和热情，为诗歌注入了高情壮思和倜傥意气。卢照邻在《咏史四首》中，赞颂了“处身孤且直”“唯唯何足荣”的季布，“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的郭泰，“愿得斩马剑，先断佞臣头”的朱云。同时，他还直接批判上流贵族社会，在长篇巨制《长安古意》中写道：“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日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诗中对帝京风物以及豪贵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极尽铺张排比之能事，然后在此突然一转，指出在活动不已的宇宙中，荣华富贵不过如过眼烟云，终归幻灭。而这种穷奢极侈的生活也不过供后人感叹罢了，由此否定了贵族社会秩序的永恒价值。

在四杰之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骆宾王。骆宾王7岁能诗，成年后屡以建立英雄功勋自许，时有《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中诗句为证：“勒功思比宪，决策暗欺陈。若不犯霜雪，虚掷玉京春。”但是，他一生仕途不顺，最高的官职只做到长安主簿，后又至侍御史。不过，当时武则天掌权，任用酷吏，无中生有，大造谋反案。骆宾王很快被牵连下狱，蒙受不白之冤。直到唐高宗“调露”进行大赦，他才得以出狱。

至此，骆宾王对“女权祸国”的武则天异常痛恨。公元684年，李世勣的孙子徐敬业联合一些和武则天有仇的人对其进行讨伐。骆宾王当即挥笔写了“阮籍空长啸，刘琨独未欢”的诗句，赶到扬州，投入到徐敬业的大军之中，并且亲自写了《讨武檄》。

这篇檄文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中，骆宾王以尖锐锋利的措辞指出：武则天出身低贱，本性不睦。趁杨妃之手混迹至太宗身边，骚姿作态，始骗得太宗宠幸，成为他身侧的低级妃嫔。又借更衣之机淫乱迷惑东宫，隐瞒私情得到高宗宠幸。嫉恨其他妃嫔，算尽机关，耍弄手腕，欺君惑主，窃据皇后之位。性情之狠如豹狼，心肠之毒胜蛇蝎。图谋篡夺皇位，杀亲子、灭良臣，人神共愤、天地同诛。文中言之凿凿、情之切切，有理有据，气势磅礴，迅速流传开来。人们看过之后，纷纷称赞骆宾王的气概和胆魄。

《讨武檄》很快传到东都洛阳。武则天收到大臣呈奏上来的《讨武檄》，便让内侍读给她听。内侍读着读着，吓得声音发抖。武则天缓缓说道：“又不是你写的，你害怕什么？”然后让内侍继续往下念。念过之后，竟不怒反笑，道：“这文章是谁写的？”内侍回答说是骆宾王。武则天沉默了一会儿，遂叹了口气，说道：“此等人才不在朝中为高官，那定是宰相失职了!”由此可见骆宾王的檄文的气势、文采的动人之处，以至他所要讨伐的人都赞不绝口。

事后，武则天召集文武群臣，派大将李孝逸带领30万大军前去攻打徐敬业。但临行特别嘱咐，不要杀了骆宾王，要捉活的回来。

徐敬业只有几万人马，很快便兵败被杀。但李孝逸派人四下搜索，也未见骆宾王踪迹，有人说骆宾王死于乱军之中，有人说他出家当了和尚。骆宾王究竟生死与否，身处何处，已是一个历史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