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发愤著书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从小就喜欢刑名、法术之类的学说，但他学问的基础则来自黄、老的哲学理论。韩非生来就患有口吃的毛病，不善于言谈，但在著书立说上极为擅长。韩非曾与李斯一起，在儒家代表人物荀况那儿学习。李斯认为自己的才学比不过韩非。

韩非目睹韩国势力渐渐衰弱，心里很着急，便多次上书进谏韩王韩安。韩非非常痛恨韩王治理国家时忽视法律的作用，也痛恨他不能借助君主的威势来控制臣下，没有为富国强兵而使用贤才，反而重用那些浮夸淫奢的人，让他们占据本该由有真才实学的人拥有的职位。

韩非认为儒家学说扰乱了国家的法治，而侠客又使用武力肆意触犯国家的禁令。韩非还认为，和平时期应该宠爱在百姓中有威信、有名望的人，而在国家危难关头则应该重用披甲戴盔的武士。而现在，国家所供养的人，往往是一些不必供养的废人，所使用的人，又不是国家所供养的人。为此，他提出了许多改进治国方略的具体措施。可惜，韩王韩安根本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给韩非的满腔热情当头浇上一盆冷水。

韩非悲叹美好的心愿、完美的主张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担忧韩国今后的命运。为了能让自己的学说在更大范围里受到重视和采纳，他开始发愤著书，来宣泄内心忧愤，表达自己对君主、对人生的理想。他埋头写下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多万字的文章。

韩非痛彻地感受过游说的难处，在《说难》这篇文章里，他对游说之难描述得非常详细，分析得非常透辟。韩非后来自己也死于秦国，没有逃过他所预料的祸害。

在《说难》中，韩非写道：

“游说的对象如果是个追求名望的高尚的人，游说者若是以重利去游说他，那就会表现得气节低下，变得卑贱，必定会被抛弃和疏远。游说的对象如果是个追求重利的人，游说者若是以名望等高尚的物事去游说他，那就会表现得脱离实际，必定不被接受。游说的对象实际上是追求重利，表面上却装着追求名望等高尚的物事，游说者若是以名望等高尚的物事去游说他，那么他就会在表面上接受了你，实际上却疏远了你；游说者若是以重利去游说他，那么他就会在暗中采纳你的意见，同时却在公开场合疏远你。作为游说者，这些都是不能不知道的。

“伊尹做厨师，百里傒当奴隶，他们都是用这样的办法来接近君主，获得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因此这两个人虽然都是圣人，但起初仍不得不劳役其身，并且处世竟是这样的卑下。然而，只要能够达到一个游说者渴望的目标，那么就不该是贤能之士引以为耻的事情了。

“宋国有个富人，天下大雨，毁坏了他家的墙壁。他的儿子说不及时修好它，将有盗贼入室，他的邻居家的父亲也这样说。这天夜里。富人家里果然丢失了不少财物。富人全家都认为他的儿子很聪明，能预料世事，同时，对邻居家的父亲却充满了怀疑。

“从前，郑武公想征伐胡国，却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胡国的君主。他问群臣：‘如果我想要用兵的话，哪一国可以首先征伐呢？’大臣关其思说：‘胡国可以首先征伐。’郑武公却杀了关其思，还说：‘胡国与我们是兄弟国家，你怎么可以说首先征伐它呢？这是为什么？’胡国的君主听说了这件事，认为郑国确实很亲近自己，所以从此不再设防。郑国军队却乘机袭击，并占领了它。

“以上这两个游说者，他们所了解的情况都是符合实际的，然而严重的竟被杀戳，轻微的也遭怀疑。这并不是知道实情后的难处，如何处理所知道的实情确实更难。

“龙所为一种动物，可以驯养、玩赏，还可以乘骑。可它的喉头下方有一尺多长的倒逆的鳞片。人们如果触动它，说不定就会被它伤害。君主也有倒逆的鳞片，游说者必须尽量不触及它们，才不会遭受不必要的磨难……”

韩非的文章传到了秦国，秦王嬴政看了之后，非常感慨。他说：“哎呀，如果我能见到这个人，跟他交往，就是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于是他急急地率兵进攻韩国，生怕韩国任用了韩非，国力将很快强盛。韩王见情况危急，才召来韩非，派他出使秦国去游说秦王。

秦王嬴政见到韩非，十分喜欢。秦王嬴政的大臣李斯、姚贾等人担心韩非被秦王嬴政重用，就开始编织理由，在秦王嬴政面前诽谤韩非：“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如今大王想吞并各诸侯国，韩非将来最终还是会替他的祖国韩国效力的，这是人之常情。而大王不任用他，把它长期地留在秦国，等到有一天再放他回去，就是给自己留下后患。不如现在找些罪名，依法杀了他。”

秦王觉得李斯等人说得有道理，便下令官吏惩治韩非。李斯马上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服毒自尽。韩非想亲自向秦王陈情，但没有被允许。秦王嬴政后来有些反悔了，派人去赦免韩非，但韩非已经含冤而死。

后来，秦王嬴政应用了韩非的哲学和法治思想，对他进一步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起了很大作用。韩非堪称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哲学思想至今仍有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