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281年，中国出了个朱丹溪

稍微了解中医药的人，估计都知道几个古代名医，比如李时珍、孙思邈。事实上，中医的价值在于理论的奠定和创立，在中医理论奠基者中，有几个名医具有里程碑一样的地位，比如写过《伤寒论》的张仲景，再比如金元时期的朱丹溪，他写过《丹溪心法》《格致余论》，现在在药店里能买到的中成药，比如“越鞠保和丸”“大补阴丸”，都是出自朱丹溪之手，治疗的是气机不调引起的诸证，以及包括气机不畅在内等因素造成的严重阴虚。因为朱丹溪在各种内伤杂病上的理论贡献最大，所以，中医后世一直有“杂病法丹溪”的规矩，非但如此，朱丹溪还是中医里第一个提出心理医学概念的人。

众所周知，中医是分学术流派的，有主张“温阳”的，有主张“滋阴”的；有主张补的，有主张泻的。这些性质相反的观念乃至流派的产生，和流派形成的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

比如金元时期的李东垣，写出了《脾胃论》，提出温补脾胃的理论，就是因为他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战乱之中，民不聊生，老百姓被战乱饥荒折腾得饥一顿饱一顿，导致脾虚了。到了朱丹溪，他提出“补阴”，一方面是因为之前的医家主张温补，补药滥用，人为地消耗了人体的“蜡烛”，很多人因此阴虚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朱丹溪注意到心理致病，而心病是最能伤阴的。

朱丹溪早年学习理学，曾经研究过道德性命之学，以后虽然业医，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已深深打上了中国理学的烙印。中国理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限制人的欲望，对于欲望，《易传》里说，吉凶悔吝生于动，儒家则更具体地指出，应“正心、收心、养心”，总之都是要节制欲望，不要让病从心起。

朱丹溪的理论没有理学那么极端，但他还是结合人体的生理提出：“人之疾病亦生于动，其动之极也，病而死矣。”意思就是，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想得太多，心眼活动得太多，所以思虑过度、杂念过度而伤身、伤阴。朱丹溪是把他的理学思想和医学原理结合起来，由此创立了“滋阴派”，也是中国医学史上“援儒入医”的典范。

所谓“时势造英雄”，朱丹溪“补阴”理论的出现，有其历史背景，而那个背景，在当下又重演了，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和那时候的人相比，现代人动心的程度要大得多得多！这也就使我们再次进入了一个阴虚很常见、急需补阴的阶段。

中医把引起疾病的原因分为两类，分别是“外感”和“内伤”。“外感”，顾名思义，就是外来诱因引起的疾病，可以是感冒，也可以是瘟疫，乃至现在的艾滋病、非典等，类似现代医学的“传染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在过去，经济不发达，卫生条件无从保证，这类病占了很大比例，是导致那时候人们死亡的主要疾病。

“内伤”则是饮食劳倦、情志失调等引起的疾病，类似我们现在说的“生活方式病”。事实上，除了艾滋病、非典这类后来出现的传染病，现代人的健康主要受到“内伤病”的侵扰。这些都缘起于错误的生活方式，而在错误的生活方式之中，心理、情绪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像我们说的“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一样，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不是偶然的，是心理欲求决定的，甚至是价值观决定的，之所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需要补阴的时代，这和我们现阶段人的价值观有关，简单地说，一个人心浮躁的时代，是躲不过伤阴这一劫的。

关于“劳心者伤阴”的原理，朱丹溪认为，人体“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而这个“郁”产生的原因，主要就是情志怫郁，影响了气机的正常运行，结果导致了身体的各种疾病，其中最严重的就是阴血暗耗。所谓情志怫郁，就是所愿未遂，之所以未遂，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所愿太大，欲望过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