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夏天，我十六岁，正在读高中。即便是夜晚，气温仍然高得令人辗转反侧，黑漆漆的夜晚满是室友们翻身和叹息的声音，而我咬着小电筒，蒙着一条薄被单，写下人生中唯一的一封情书。我的读者叫凌一尧，马尾辫，大前额，身材娇小。
要命的是，她偏偏是一位学霸，常年霸占月考名次红榜第一排，这样脑瓜子聪明又美得翻泡的妞儿绝对是众人心目中的雅典娜，只可仰望不能直视。几乎每天，我都会想入非非，幻想着各种与她搭讪的场面。其中包括她从楼梯上滚下来毁容了，我抱着她朝着医院狂奔，并且发誓这辈子我都不会抛弃她，最后她在我的怀里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送出情书的第二天，我的创作地点就转移到政教处办公室，对面坐着姚主任，我们私下管他叫“姚千岁”。
他说：“吕钦扬同学啊，昨天你一夜写了三页纸，今天怎么就咬笔杆了？是不是这个环境不利于激发创作灵感，要不要拿回宿舍慢慢写？”
我理智地拒绝道：“不用了，这里有空调。”凌一尧把我的情书送给政教处，这事做得太坑人了，我内心的伤痛尚未愈合，班主任跑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你要上电视了！”
“什么电视？”我有些激动。
“闭路电视。经过校领导研究决定，这次纪律整顿大会的主题是杜绝早恋，你要在学校直播室做一次公开检讨。”
“为什么是我？不就一封情书吗？”
班主任思索片刻，说：“可能是别人脸皮太薄了，怕留下心理阴影。”
从此，每次远远地看见凌一尧，我都会走向旁边的岔路，不愿意与她打照面。说实话，我对她有些记恨，无法理解她为什么那样做。
据说历次电视会议的录像都会被妥善保存，作为我校发展历程的丰碑，为了给学妹们留下一个好印象，我特意理了一个清爽的发型，熨了一下白衬衫，还借了一双白色的耐克跑步鞋。
第一次上电视，好激动。
那天中午政史二班的体育委员来访，对我进行亲切慰问，鼓励我好好表现。他带来一个消息，说那封情书不是被上交的，而是被他们班主任曹老太缴获的，凌一尧还被拉到办公室做了一通思想审查。
学校演播室中间摆着一台黑色的摄像机，镜头前面摆着一个主席台，依次坐着诸位领导以及各年级组长，而门口站着的是六名犯罪嫌疑人，其中一个就是我。
那五个家伙我差不多都认识，他们的罪名比较另类，什么拿街机子儿冒充硬币买茶叶蛋，什么大半夜拿钓竿在校园的池塘里钓鱼。
相比之下，我绝对是最纯洁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说我因为写情书给女孩却被对方送给老师了，他们一个个都面露鄙夷之色，仿佛我犯下比他们更龌龊的罪行。
当时我就清醒地认识到，错的不是我，而是这个世界。
由于早恋是今天重点批判的主题，姚千岁将我安排在最后出场。班主任对我有点不放心，还特意跑来对我进行战前动员和辅导，他说：“等会儿千万不要紧张，控制住情绪。”
“你怕我被吓哭？”我有种受辱的感觉。
班主任说：“不是，我担心你在这么严肃的地方笑场。”
终于轮到我了，我站到话筒前面朗读上次写的检讨，尽量不看镜头，像在给姚千岁致哀悼词。正要谢幕之时，副校长却在发表一番有关早恋危害的讲话，此时我非常困窘，被全校数千双眼睛在看不见的地方盯着，这种滋味真难受。
不知道副校长说了什么，姚千岁突然对我发问，所有人都看着我，包括镜头。
我一头雾水地“啊”了一声，此处是第二声。姚千岁将问题重复一遍：“吕钦扬同学，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没有感到后悔？”
当时我就震惊了！这算是什么垃圾问题？你又不是没看过我那封情书，写得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引人沉思，都发誓这辈子非凌一尧不娶了，你现在问我后不后悔？
我以大局为重，配合你演一场杀鸡儆猴的戏而已，你还真把我当冤大头了？我就算真的后悔了，不可能当众说出来啊，否则以后还怎么混？
面对那黑洞洞的镜头，不，那不止一个镜头，那是数千双眼睛，我作出一个重大而深远的决定——我盯着镜头，说：“我不后悔。”
那天傍晚的天气非常好，走出学校演播室，西边铺天盖地的一大片火烧云，我的白衬衫都被映得红彤彤的。
各个班级刚好下课，学生们像出栏的猪一样涌出教室直奔餐厅，许多认识或者不认识我的人都冲着我打招呼，连年轻的男女老师都意味深长地对我哼笑。
经过凌一尧所在的班级，几个女生拿着饭盒走出来，其中一个便是凌一尧，她抬头看见我，立即像见了鬼似的退了回去。
其他女生起哄起来，悠长的“噢哟”在走廊里回荡着。
我这样一个阿Q，经历此生最为辉煌的时刻，迈出的每一步都像踩在软绵绵的云端，仿佛自己是一个凯旋的盖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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