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也第六

原文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今译 孔子说：“冉雍这个人，其才能可以执掌国政。”

张居正讲评 雍，是孔子弟子冉雍。南面，是人君之位。冉雍素以德行著名，故孔子称许他说：“吾门弟子如冉雍者，其器宇识量，恢恢乎有人君之度，就使之居南面之位，以总理众务，统驭庶民，亦无不可者。”盖仲弓为人宽洪简重，惟宽洪则不失之苛刻，而有容物之量，惟简重则不失之琐碎，而得临下之体，故孔子称之。昔皋陶称帝舜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文王罔兼知于庶狱庶慎，亦是此意，读者合而观之，可以知君德矣!

原文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

今译 仲弓问孔子子桑伯子这个人怎样。孔子说：“此人还行，处事简约不繁琐。”

张居正讲评 仲弓，是冉雍的宇。子桑伯子，是鲁人。简，是不烦琐的意思。仲弓知孔子许已南面之意，盖因其器度之简重而取之，而疑子桑伯子之为人，亦有与已近似者。故问说：“子桑伯子之为人如何?”孔子答说：“凡人立身行事，多有过于琐碎，自为烦扰者。伯子为人，简易不烦，盖亦有可取者焉。”按《家语》记伯子不衣冠而处，是乃率意任情，轻世傲物之徒。而孔子以为可者，毋亦以其真率简略，独超于流俗而取之欤?斯仲弓之所以致疑也。

原文 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

今译 仲弓说：“立身庄严而行事简约，就像这样来治理民众，不是也可以吗?但是，立身简约而处事也简约，这岂不是太简单了吗?”

张居正讲评 仲弓因孔子许子桑伯子之简，而不能无疑于心，乃遂评论之说：“居上临下之道，固贵乎简，然有简当简，有苟简之简，不可不辨也。若能自处以敬，兢兢业业，无一怠惰放肆之心，则中有主而自治严矣。如是而行简以临其民，凡事只举大纲，存大体，不至于琐屑纷更，则事有要而不烦，民相安而不扰，这才是简当之简，岂不为可贵乎!若先自处以简，恣意任情，无矜持收敛之意，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概从简略，不分缓急，不论重轻，一味只是纵弛，则事无可据之规，民无可守之法，是则苟简之简而已，岂不失之过甚而为太简乎!”仲弓此言，盖以伯子为太简，而疑孔子之过许也。

原文 子曰：“雍之言然。”

今译 孔子说：“冉雍这话说的很对。”

张居正讲评 然字，解做是字。当时孔子许子桑伯子之简，特就其所可取者而许之，盖亦未暇深论。而仲弓之言则精确至当，诚居上临下不易之定论，故孔子深许之说：“雍也以居敬之简为可，以居简之简为过，其言岂不诚然乎!”此可见仲弓平日盖能居敬而行简者，孔子许其可居南面，其意正在于此。为人君者，若能详味仲弓之言，而知敬简之义，则所谓笃恭而天下平者，亦不外是矣。

原文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今译 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哪个最好学?”孔子回答道：“有个叫颜回的非常好学，他从不迁怒于人，从不犯同样的过错。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从未听说有好学的人了。”

张居正讲评 迁，是移，本怒此人，而又移于他人，叫做迁怒。贰，是重复，已先差失了，后来重复差失，叫做贰过。昔鲁哀公问于孔子说：“夫子之门人弟子甚众，不知谁是好学的人。”孔子答说：“人之为学，必是潜心克己，深造有得，然后谓之能好。吾门弟子中，独有颜回者，是个好学的人。何以见得他好学?夫人意有所拂，孰能无怒，但血气用事的，一有触发，便不能禁制，固有怒于此而移于彼者。颜回也有怒时，但心里养得和平，容易消释，不曾为着一人，连他人都嗔怪了，何迁怒之有乎!夫人气质有偏，不能无过。但私欲锢蔽的，虽有过差，不知悔改，固有过于前而复于后者。颜回也有过失，但心里养得虚明，随即省悟，不曾惮于更改，致后来重复差失，何贰过之有乎!回之潜心克己如此，岂不是真能好学的人，惜其寿数有限，不幸短命而死。如今弟子中，已无此人，求其着实好学如颜回者，吾未之闻矣。岂不深可惜哉!”夫颜回之在圣门，未尝以辩博多闻称，而孔子乃独称之为好学，其所谓学者，又独举其不迁怒、不贰过言之。是可见圣贤之学不在词章记诵之末，而在身心性情之间矣!然是道也，在人君尤宜深省。盖人君之怒，譬如雷霆之震，谁不畏惧，若少有迁怒，岂不滥及于无辜。人君之过譬如日月之食，谁不瞻睹，若惮于改过，岂不亏损乎大德，故惩忿窒欲之功，有不可一日而不谨者。惟能居敬穷理涵养此心，使方寸之内，如秤常平，自然轻重不差，如镜常明，自然尘垢不深，何有迁怒贰过之失哉!所以说，圣学以正心为要。

原文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

今译 公西赤出使齐国，冉有为他的母亲向孔子请求补助一些粟米。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多给一些，孔子说：“再给他十六斗。”冉有却给了八十斛。

张居正讲评 这一章是门人记圣人用财的道理。子华，是公西赤，字子华。冉子，是冉有。粟，粟谷。釜，是六斗四升。庾，是十六斗。秉，是八十斛。门人记说：夫子用财，惟视义之可否。如子华为夫子出使于齐国，时有母在，冉有恐其缺于养赡，乃为之请粟于夫子。夫子说：“与他一釜。”与之甚少者，所以示不当与也。冉有未达，又请增益。夫子说：“与他一庾。”益亦不多者，所以示不当益也。冉有犹未达，而终以为少，遂自以其粟与之五秉。一秉十六斛，五秉共为八十斛，则与之过多而伤惠矣!

原文 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今译 孔子说：“公西赤去齐国，乘坐着健马拉的车，穿着又轻便又暖和的皮袍。我听说，君子救济急需帮助的人，而不会助长富有的人。”

张居正讲评 适，是往。裘，是皮服。周，是周济。急，是贫穷窘急。继，是续。夫子因冉有之过与，乃教之说：“我非吝于财而不与之也。盖赤之往齐国也，所乘者肥壮之马，所衣者轻暖之裘，则其家之富足可知。吾尝闻之，君子但周济那贫难窘急之人，不继续那富足的人。今以赤之富足，而汝乃为之请粟，又多与之，是继富非周急也，夫岂用财之道哉!”这是不当与而与者，夫子教之以义如此。

原文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

今译 原思担任孔子家的总管，孔子给他粟米九百斗，原思推辞不愿接受。

张居正讲评 原思，是原宪，字子思。宰，是邑长。粟，是宰的俸禄。门人又记说：“夫子为鲁司寇时，弟子原思为属邑之宰。夫子与之粟九百，乃其常禄所当得者也，原思却乃辞而不受焉。”盖其素性狷介，故虽常禄亦辞而不受，则过于廉而非理之中矣。

原文 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今译 孔子说：“不要推辞，如果有剩余就拿去送给你的乡亲们吧!”

张居正讲评 毋，是禁止之词。五家为邻，廿五家为里，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夫子因原思之辞禄，乃教之说：“尔毋辞也，盖官有常禄，乃国家之定制，安得以私意辞之。若俸禄有余，则尔之邻里乡党有贫乏者，推以与之，不亦可乎!”而何以辞为也，这是不当辞而辞者，夫子教之以义如此。大抵人之取与辞受，都有个当然的道理。当与而不与，固失之吝；不当与而与，则失之滥；当辞而不辞，固失之贪；不当辞而辞，则失之矫。夫惟圣人，一酌之于义理之中，而自不至有四者之失，视世之私恩小惠，小廉曲谨者，只见其陋而已。善用财者，当一以圣人为准可也。

原文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今译 孔子在提到仲弓的时候说：“毛色不纯的牛所生的牛犊却是全身赤红色的，且牛角端正；即便祭祀时不愿采用，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

张居正讲评 仲弓，是孔子弟子冉雍，字仲弓。犂，是杂文。骍，是赤色。角，是头角周正。周人尚赤，故牛之赤色而又头角周正者，乃用于祭祀，若杂色之牛，则贱之而不用也。山川，是山川之神。昔者仲弓之父贱而行恶，仲弓却为圣门高弟，以德行著名，当时有以其父病之者，故孔子取譬之说道：“牛之杂色者，固不可用为祭祀之牺牲，若其所生之子，纯然赤色，而又头角周正，则正祭祀之所须者。人虽以其为犂牛所生，要不用他，然那山川之神，岂能舍此而他享乎。今雍父之恶就如犂牛一般，雍之贤就如牛之骍且角的一般，人虽以其父恶而欲勿用，然有如此之德，自当见用于世，又岂能终废之哉!”是可见圣贤之生，不系乎世类，用人者但当取其才德，而不必问其世类之何如。古之帝王，立贤无方，盖为此也。

原文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今译 孔子说：“谈到颜回呢，他的心是从未离开仁的；而别的人则只是偶尔达到这一境界罢了。”

张居正讲评 回，是孔子弟子颜回，离此至彼，叫做违，从彼来此叫做至。孔子说：“仁乃吾心之全德，必纯乎天理而无私欲之累者，乃足以为仁。若有一私之杂，一息之间，皆非仁也。吾门弟子有志于仁者多矣，其中独有颜回，天资既高，学力又到，真能克去己私，复还天理，至于三月之久，而其心之所存所发未尝有一毫私欲之间杂，盖庶几乎中心安仁者焉。其余众弟子，一般也去求仁，也有到得仁的时候，但已得而复失，暂明而复蔽。或一日之内能至于仁，不能日日如此。或一月之内能至于仁，不能月月如此，欲如回之三月不违，岂可得乎!”观孔子此言，不惟知圣门弟子之优劣，亦可以见仁道之难成矣!然孔子他日又言，我欲仁，斯仁至矣。则亦岂言难以沮人之进者哉!盖仁具于心，故欲之而即至，心惟易放，故舍之而即失，欲求仁者先收放心可也。

原文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今译 季康子问：“可以让仲由从政否?”孔子回答道：“仲由是个果断的人，从政有何不可呢?”季康子继续问：“那让端木赐从政如何呢?”孔子答道：“赐是个通达的人，从政有何不可呢?”季康子又问：“那冉求呢?”孔子答道：“求是个样样精通的人，从政有何不可呢?”

张居正讲评 季康子，是鲁大夫。从政，是为大夫而从事于政治。果，是有决断。达，是通事理。艺，是多才能。何有，是说不难的意思。季康子问于孔子说：“夫子之门人若仲由者，可使为大夫而从政也与?”孔子答说：“凡人优柔不断者，不足以从政。由也，勇于为义，是刚强果毅的人，使为大夫，必能决大疑，定大计，当断即断，有振作而无废弛矣!其于从政，何难之有。”季康子又问说：“如端木赐者，可使为大夫而从政也与?”孔子答说：“凡人执滞不通者，不足以从政，赐也闻一知二，是明敏通达的人，使为大夫，必能审事机，通物理，斟酌处置，有变通而无窒碍矣!其于从政，何难之有?”季康子又问说：“如冉求者，可使为大夫而从政也与?”孔子答说：“凡人才力空疏者，不足以从政，求也长于政事，是多才多艺的人，使为大夫，必能理繁治剧，区画周详，随事泛应，绰乎其有余裕矣!其于从政，何难之有?”夫三子之才，各有所长而皆适于用如此。使季康子能劝鲁君尊信孔子，委任群贤，则何东周之治不可复哉!惜乎其不能用也。

原文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今译 季氏派人去任命闵子骞为费邑的长官。闵子骞对差人说：“请好言为我推辞掉吧。如果还要来找我，那么我一定会逃到汶上去了。”

张居正讲评 季氏，是鲁大夫。闵子骞，是孔子弟子闵损，字子骞。费，是季氏的属邑。辞，是言词，复是再来。汶，是水名。在鲁之北境上。昔季氏为鲁大夫，专执国政。一日使人召闵子骞，着他做费邑之宰，闵子骞是个有德行的人，心恶季氏，不肯入于其党，而又不敢显言，乃对使者说：“大夫虽欲用我，然我之心，不愿仕进，汝其为我从容委曲，善为说词，以达吾不仕之心，而止其用我之意，必不可再来召我也。若不肯见信，而再来召我，则吾当逃避于汶水之上，而不复居于鲁国矣。大夫岂能强我之必仕乎!”夫闵子隐而不仕，既不失身于权臣，其言逊而不阿，又能免祸于乱世，真可以为贤矣!然以闵子之贤，鲁君不能用之以匡公室，而使季氏欲引之以为私人，此鲁之所以微而不振也。

原文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今译 冉伯牛得了重病，孔子去看望他，通过窗棂握住他的手说道：“难以活了啊!这是命啊!这样的人却患有如此重疾!这样的人却患有如此重疾！”

张居正讲评 伯牛，是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牖，是窗。古之病者，卧于北窗下，若人君来视，则暂时移在南窗下，使人君得以南面视已，所以尊君也。亡，是丧亡。命，是天命。昔者伯牛有疾，孔子往问之，伯牛乃迁于南牖下，使孔子南面视已。盖以尊君之礼尊之也。孔子不敢当，故不入其室，但自牖中执其手，而与之诀曰：“病势危笃如此，其丧亡必矣，然此乃天之所命，非由于人者也。”何则?人而无德，或不能谨疾，或有以召灾，固不足言矣。今以如此之贤人，而何乃有如此之恶疾也。以如此之贤人，而何乃有如此之恶疾也。岂非莫之致而至者耶!信乎其为命也已!盖夫子痛惜之深，故重言以叹之如此!

原文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今译 孔子发出感慨：“贤德啊，颜回！一筐饭食，一瓢饮水，身居陋室狭巷，别人无法忍受这窘困的忧伤，颜回却能从中自得其乐。贤德啊，颜回！

张居正讲评 贤，是有德之称。箪，是竹器。食，是饭。不堪，是受不得的意思。孔子称许颜回说：“凡人学道者多，得道者少。我看颜回是个有德的贤人。如何见得?盖人莫难于处贫，而回则贫之至者。他的饮食不过是一箪之饭，一瓢之饮，又居处于荒陋的巷中，其困穷一至于此。若使他人处之，有不胜其愁苦者。然颜回之心自有乐处。但见其优游自得，不以身之困穷而遂改其乐也。这是所见者大，故中心自无不足，所得者深，故外物自不能移，非贤而有德者能如是乎?所以说贤哉回也!”大抵处富贵而佚乐，居贫贱而忧戚，乃人情之常。圣贤之所乐，盖有超于贫富之外者，舜禹有天下而不与，孔子饭蔬饮水，乐在其中；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其心一也。善学者当自得之。

原文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今译 冉求说道：“我并非不喜欢先生的讲学，实是能力不够啊!”孔子说道：“能力不够的人会在半途停滞，而现在你是自画界限。”

张居正讲评 说，是喜悦。中道，是半途。废，是止。画，是自家限量的意思。冉求自言于孔子说道：“夫子之道高矣美矣，我非不欣慕而求以至之，但资禀昏弱，心虽欲进，而力有所不足，故不能至耳!”孔子教之说：“所谓力不足者，非不用其力也，乃是心诚向道尽其力以求之，至于中道，气力竭了，莫能前进，而不得不废，这才叫做力之不足。今汝本安于怠惰，不肯用力向前，譬如画地以自限的一般，乃能进而不欲，非欲进而不能者也，奚可自诿于力之不足哉!”大抵人之勇往力行，生于真知笃好，盖志之所至，气必至焉。若冉有者，还是不曾真知道中之味而悦之。使其果悦之深，则必如颜子之欲罢不能矣，而岂以力不足为患哉!学者不可不勉也。

原文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今译 孔子教导子夏说道：“你应该追求君子之儒，而不要追求小人之儒。”

张居正讲评 儒，是学者之称。孔子尝教门人卜子夏说：“如今为学的人，都谓之儒，不知儒者亦有分辨。有一样君子之儒，有一样小人之儒。所谓君子儒者，其学道固犹夫人也，但其心则专务为已，不求人知，理有未明，便着实去讲求，德有未修，便着实去体验，都只在自己身心上用力，而略无干禄为名之心，此君子之儒也。所谓小人儒者，其学道亦犹夫人也，但其心专是为人，不肯务实，知得一理，便要人称之以为知，行得一事便要人誉之以为能，都只在外面矫饰而无近里着已之学，此小人之儒也。汝今但学那君子之儒，而专务为已，不可学那小人之儒，而专务为人。能审乎此，则趋向正而心术端，自然日进于高明，而不流于污下矣，可不谨哉!”这君子、小人之儒，不但学术所关，亦世道之所系。人君若得君子之儒而用之，则必能守正奉公，实心为国，而社稷苍生皆受其赐，若用了小人之儒，则背公营私，附下罔上，而蠹国殃民之祸，有不可胜言者。故用人者，既观其行事，而又察其心术，斯得之矣。

原文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今译 子游担任武城邑的官职，孔子对他说：“在那里你获得人才了吗？”子游回答道：“有一个叫作澹台灭明的人，从不走小道，没有公事的话，从不曾到我的住地来。”

张居正讲评 子游，是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字子游。武城，是鲁国的邑名。宰，是邑长。人，指贤人。澹台，是姓。灭明，是名。径，是小路。公事，是官府中公举的事，如乡饮、乡射、读法之类。昔者子游为武城宰。孔子问说：“为政以人才为先。武城一邑之中，必有德行道谊可以表正风俗者。汝今为宰，亦曾得这样人与之相处否乎?”子游对说：“有个澹台灭明者，乃武城之贤人也。其存心正直，制行端严，寻常行路，必由坦然之正途，而捷径之小路则不肯由。岁时谒见，必是为邑中的公事，而非公事，则未尝轻至于偃之室。夫行不由径，则动必以正，而无欲速见小之心可知。非公事不见邑宰，则有以自守而无枉己徇人之私可见。此灭明之所以为贤，而偃之所知者，唯斯人而已。”夫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犹若是，等而上之，宰相为天子择百僚，人主为天下择宰相，必以此类观焉，则刚方正大之士进，而奔竞谄谀之风息矣!

原文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今译 孔子说：“孟之反从不夸耀自己。他在败走时殿，将要奔入城门的时候，抽打着自己的马儿说道：‘并不是我敢于断后，而是马儿自己不肯走啊!’”

张居正讲评 孟之反，是鲁大夫。伐，是矜夸。奔，是败走。殿，是居后。策，是鞭。孔子说：“凡人但有功劳未有不矜夸自足者。我看鲁大夫孟之反，是个谦退不伐的人。大凡进军，则以当先者为勇；军退，则以殿后者为功。当时齐与鲁战，鲁师败绩。众人都往前奔走，孟之反独在后面堵截敌人，保全士卒，可谓有功矣!他却不以自为功，及将入国门之时，正众人瞩目之地，乃鞭策其所乘之马，向众人说：‘我不是敢于拒敌，故意在后，只为马疲乏不能前进耳。’”盖归罪于马，正所以自掩其功，非有功而不伐者乎!此可以为贤大夫矣。大抵不伐二字最为美德，盖谦虚乃能受益，盈满必然招损。颜渊无伐善，无施劳，故孔子许之。大禹不矜不伐，故帝舜称之。读者所宜深玩也。

原文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今译 孔子说：“倘若没有祝鮀的口才，只有公子朝的美色，那么如今是难免于灾祸了。”

张居正讲评 祝鮀，是卫大夫。佞，是有口才。宋朝，是宋国的公子名朝。美，是容色之美。难免，是说不免为人所恶。孔子说：“方今世道不古，人情偷薄，不好直而好谀，不悦德而悦色。故必言词便佞如祝鮀，容色美好如宋朝，然后可以取人之悦。若不有祝鮀之佞口，宋朝之美色，则无以投时俗之好，人将厌而弃之，求免于今世之憎恶，亦难矣。”夫巧言令色本尧舜之世所深恶者，而春秋之时，乃以为好，则习俗之浇漓可知，圣人所以伤叹之也。有世道之责者，可不谨其所好尚哉!

原文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今译 孔子说：“谁能不通过门户儿而出入？为何不遵守这条路呢？”

张居正讲评 户，是门户。道，是人伦事物日用之理。人所当共由者也。何莫，是怪叹之辞。孔子说：“事必有道，譬如室必有户一般。人若能出不由户，则其行不由道可也。然天下之人，其谁有能出不由户者乎?何故乃不由此道也。”盖为人之道，各在当人之身，既非有所禁而不得由，又非有所难而不能由，则夫人独何为而不由乎?是诚可怪也已。圣人警人之意莫切于此，人能反而求之，道岂远乎哉!

原文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今译 孔子说：“过于朴实，就会显得鄙俗；过于文雅，就会显得做作；文雅与朴实相得益彰，才可称得上是君子。”

张居正讲评 质，是质实。文，是文采。野，是村鄙的人。掌管文书的，叫做史。彬彬，是匀称的意思。孔子说：“凡人固要质实，也要文采。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胜。若专尚质实，胜过乎文，则诚朴有余，而华采不足，就似那村野的人一般，一味是粗鄙简略而已，岂君子之所贵乎!若专尚文采，胜过乎质，则外虽可观，而中无实意，就似那掌管文书的一般，不过是虚浮粉饰而已。亦岂君子之所贵乎?”惟是内有忠信诚恪之心，外有威仪文词之饰，彬彬然文质相兼，本末相称，而无一毫太过不及之偏，这才是成德之君子。德至于君子，则岂有野与史之弊乎?盖周末文胜古道尽亡，孔子欲矫其偏而归之正，故其言如此。但当时之君，安于弊政，而不能变更，公卿大夫习于流俗，而不知救正，此周道之所以日襄也。有挽回世道之责者，其念之哉!

原文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今译 孔子说：“人的生存贵在正直，浑浑噩噩地活着只会侥幸免于灾祸。”

张居正讲评 直，是真实公正的意思。罔，是虚罔不直。幸，是侥幸。孔子说：“人得天地之正理以生，其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存之于中，发之于外者，都有个本然的公心，当然的正理，所谓直也。人能全此道理，则生于天地之间乃为无愧。若使存心虚妄，行事私邪，或作伪以沽名，或昧心而徇物，则是矫罔不直，而失其有生之理矣!生理既失，便不可以为人，就是生在世间，不过侥幸而得免于死耳!岂不深可愧哉!”譬之草木，或夭或乔，畅茂条达者，乃其生理也。今乃矫揉造作，或扭直以为曲，或移此以接彼，则戕其有生之理，其不死者幸耳。人之不直，何以异于是哉!孔子深恶不直之人如此。故圣王在上，举用正直之士，斥远俭邪之徒，则举措当而人心服矣。

原文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今译 孔子说：“懂得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爱好它的人不如以它为乐的人。”

张居正讲评 知之，是知此道。好之，是好此道。乐之，是乐此道。孔子说：“人之造道，有浅深之不同，然必到那至极的去处，乃为有得。彼不知道者，固不足言，若能识其为当然不易之理，而不可以不求，是固胜于不知者矣!然这只是心里晓得，未能实用其力也，不如好之者，悦其义理而爱慕之深，玩其旨趣，而求为之力，然后可以进于道也。岂徒知者之可比乎?所以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夫好固胜于知，然这才是用力进修，未能实有诸已也。不如乐之者融会于心，而充然自得，全体于身，而浩然自适，然后乃为学之成也。岂徒好者之可比乎!所以说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夫是三者以地位言，则知不如好，好不如乐。以工夫言，则乐原于好，好原于知。盖非知则见道不明，非好则求道不切，非乐则体道不深。其节次亦有不可紊者。学者诚能逐渐用功，而又深造不已，则斯道之极，可驯至矣!此圣人勉人之意也。

原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今译 孔子说：“对具有中等以上才智的人，能够讲较为高深的学问，对具有中等以下才智的人不可以讲。”

张居正讲评 中人，是中等的人。语，是告语。上，是上等精微的道理。孔子说：“凡人资质有高下，学问有深浅。教人者，要看他力量如何?若是中等以上的人，其资禀既不凡，功夫又精熟，已是有上达之机了。然后告以精微的道理，则言者适当其可，而听者不苦其难，就似登山的一般，将到高处，才说与高处的景象，便理会得，所以说可以语上也。若是中等以下的人，资质既是寻常，功夫又未积累，但当就其力之所及而引进之。若遽告以精微的道理，不惟强其所不能，亦终茫然而无得，就似行路的一般，才在近处，便说与远处的路途，如何知道，所以说不可以语上也。”然则君子之教，但当因人而施，岂可躐等而进乎!然此为施教者言耳。若学者之学，又当自加勉励，盖奋发勇往，则下学皆可以上达。因循怠惰，则中人亦流于下愚，是在人立志何如耳。孔子他日告鲁君说，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此又进学者所当加意也。

原文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今译 樊迟向孔子请教，怎样才算聪明呢?孔子说：“专心致力于使民众趋于义，虽然供奉鬼神却远离它们，这样就可称得上明智了。”樊迟又问怎样才算仁，孔子说：“仁的人总是先于他人做难事而后于他人收获，这就可以说是仁了。”

张居正讲评 樊迟，是孔子弟子。务，是专用其力的意思。民义，是人所当为的道理。难，是切己难尽的工夫。获字，解做得字。樊迟问于孔子说：“如何叫做智。”孔子答说：“所谓智者，见理之明而已。盖人生日用，自有当为的道理。若鬼神之福善祸淫，虽与人事相为感通，然其事则幽昧而难知者也。不可知而谄事以求之，惑之甚矣。今惟用力于人道之所宜，凡伦理所当尽，职分所当为者，一一着实去做。至于鬼神，则惟敬以事之而已，却不去亵近，而谄渎祷祀以求福也。这是他心有定见，故祸福之说不足以动其念，幽远之事不足以眩其明，岂不可谓之智乎?”樊迟又问：“如何叫做仁。”孔子答说：“所谓仁者，存心之公而已。盖为人之道，本是难尽，若为之而有所得，虽功效相因，理之自然，然不可有心以预期之也。有心以期之，则涉于私矣。今惟先其事之所难，凡身心之所切，性分之所关者，只管上紧去做。至于后来的效验，则惟俟其自至而已，却不去计较，而有意以期必之也。这是他心有定守，故能纯乎正谊明道之公，而绝无计功谋利之念，岂不可谓之仁乎。”按夫子此言，虽是分言仁智，其实只是一理，盖媚神之念，即是望效之心。先难之功，即是务民之义，人能用力于人道之所难，而祸福得失，皆置之于不计，则仁智之道，兼体而不遗矣。此又学者之所当知。

原文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今译 孔子说：“明理的人喜好水，仁德的人喜好山。智慧的人生性活泼，仁德的人生性沉静。明理的人生活有趣味，仁德的人长寿。”

张居正讲评 知者，是明理的人。乐，是喜好。仁者，是全德的人。孔子说：“天下有明智之人，有仁德之人。人品不同，则其性情亦异。大凡知者之所喜好，常在于水，仁者之所喜好，常在于山。盖知者于天下之理，见得明白，其圆融活泼，无一些凝滞，就似水之流动一般，此其所以乐水也。仁者于吾心之德养得纯粹，其端凝厚重，不可摇夺，就似山之镇静一般，此其所以乐山也。夫人惟心有拘系，所以多忧。知者既流动不拘，则胸次宽弘，遇事便能摆脱。凡世间可忧之事，皆不足以累之矣!岂不乐乎!人惟嗜欲无节，所以损寿。仁者既安静寡欲，则精神完固，足以养寿命之源。凡伐性丧生之事，皆不足以挠之矣!岂不寿乎?”夫人情莫不欲乐，亦莫不欲寿，而惟有知仁之德者，为能得之，则反身修德之功，人当知所以自勉矣!

原文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今译 孔子说：“把齐国一改观，能够达到鲁国的水平；把鲁国一改观，能够臻于先王之道了。”

张居正讲评 齐、鲁是二国名。变，是变易而作新之。道，是先王文武之治道。孔子说：“我周初有天下，封太公于齐，封周公于鲁。二国皆被圣人之治，其政教风俗固纯然文武之盛也。至于今日，则齐、鲁皆与旧时不同，然齐经桓公霸政之后，其习俗相传，遂急功利，喜夸诈，而太公之治已荡然无存。鲁则无所变更，至今犹知重礼教，崇信义，而周公之遗风尚在，但人亡政息，不能无废坠耳。若齐之君臣，能变其政而作新之，则仅可如今日之鲁，盖功利既革，方可望于礼教，夸作既去，方可望于信义，而文武之盛，固难以遽复也。若鲁之君臣能变其政而作新之，则便可至于先王之道。盖礼教信义莫非先王之旧，但修举其废坠则纪纲制度焕然维新，而文武之盛可复见于今日矣!所以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耶!”此可见夫子经纶的次第，使二国能用之，则虽至道有难易，而一变再变之余，治功无不成者，惜乎其不能也。

原文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今译 孔子说：“觚不像个觚，还能算是觚吗?还能算是觚吗?”

张居正讲评 觚，是木简。古时未有纸札，唯削木为数方，书字其上。用以记事，以其器有棱角，故谓之觚。觚哉!觚哉!言不得为觚也。孔子发叹说道：“天下的事物有其实，乃可以称其名，如器之所以名为觚者，本内其有棱角故名为觚也。若为觚而去其棱角，则失其觚之本制矣!既失其制，则名虽存而实已废，尚得谓之觚哉!尚得谓之觚哉!”然圣人之意，非为一觚，盖见世之有名无实者多因感于觚而发叹也。故君尽君道，而后可以为君，臣尽臣道，而后可以为臣，不然亦皆觚而不觚者也。若其所关系则又岂特一器之小而已哉!

原文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今译 宰予问道：“若对仁德的人说：‘井里掉下一位仁人啊!’他会跟着下去吗?”孔子说：“为什么要那样呢?君子可以想法营救，但不可自己身陷其中；君子可以被欺蒙，但不可受愚弄。”

张居正讲评 宰我，是孔子弟子宰予。井有仁的仁字，当作人物的人字。从，是随。逝，是往救。陷，是陷溺。欺，是欺诳。罔，是诬罔。宰我有志于仁，而不知为仁之道，乃问于孔子说：“仁者既以爱人为心，则闻人有难便当往救，虽是人告他说，有人溺于井中，亦当随之入井而救之乎?不救，则无恻隐之心；救之，则有沉溺之患。然则为仁岂不难哉!”孔子答说：“仁者虽切于救人，然必己身得生而后可以救人之死，若从人入井，则无益于彼，而先丧其身，愚亦甚矣!仁者何为而若此乎?大凡仁人君子闻人有难，便有恻然哀怜之心，使之奔走而往救则可，若使之入井而自陷其身则不可。盖凡事自有个道理须要斟酌，若是理之所有的，人虽欺诳他，也要信了。若是理所必无的，人虽欲诬罔而使之轻信，岂可得乎?然则井中有人，理之所有也，故可使之往救；入井救人，理所必无也，故不可使之陷溺。子欲为仁，亦详审于轻重缓急之间而已。”盖利济兼爱者，仁之心也。揆度事理者，智之事也。有智以行仁，而后仁为无蔽，宰我忧为仁之陷害，其不智可知，故孔子晓之如此。

原文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今译 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仪来约束自己，这样就不会叛离大道了。”

张居正讲评 博，是广。文，是《诗》、《书》六艺之文。约字，解做要字，是敛束的意思。礼，是天理之节文。畔字，解做背字。孔子说：“君子之学，将以求道也。然道散于万变，而文则所以载之，使非博之以文，则闻见浅陋，而不能旁通。道本于身心，而礼则所以检之。若徒博而不能约之以礼，则工夫汗漫而无所归宿，便与这道理相背了。所以君子之学，务要旁搜远览，几天地民物之理，《诗》、《书》六艺之文，一一去讲习讨论，以广吾之闻见，这是博学于文。然又不徒务博而已，必收敛约束，举凡视听言动之间，都守着天理之节文，不敢少有放肆，这是约之以礼。夫博学于文，则闻见日多，既不病于孤陋；约之以礼，则身心有据，又不涉于支离。如此用工，虽未必便能与道为一，然由此进之，则亦可以至于道矣!何相背之有乎?”圣人示人为学之方莫切于此。若就君道上说，则凡亲贤纳谏，读书穷理，即是博文的工夫，以其所闻所见者，而检束其身心，体验于政事，即是约礼的工夫。人主务此，则二帝三王之治可几而至矣!

原文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今译 孔子去拜见南子，对此子路很不高兴。孔子对他发誓道：“倘若我这种行为不合于礼的话，老天会谴责我的!老天会谴责我的!”

张居正讲评 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矢字，解做誓字。否，是不合道理。厌，是弃绝。昔孔子曾到卫国，卫君之夫人有南子者，素知尊敬孔子之道德，要与相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盖古人仕于其国，有见小君之礼。南子据礼以求见，故孔子不轻绝之，圣人所为，无一而非礼之所在也。子路不知此义，只说南子是个淫乱的人，不该见他，心里不说。孔子也不明言其意，但出誓言以告之说：“凡人立身行事，须是依着道理，不愧于天，则天必佑之。若使我之所为不合于礼，不由于道，有一毫得罪于天，天必将弃绝我矣!天必将弃绝我矣!”重言之者，欲使子路笃信乎此，而深思以得之也。盖孔子道大德宏，不为己甚，故其待南子者如此。至于灵公问陈，则明日遂行。孔子岂屈己以徇人者哉!合而观之，可以知圣人之心矣!

原文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今译 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应是最高的标准了吧!而在民众中少见这一道德已经很久了。”

张居正讲评 中，是无过不及。庸，是平常。人所同得的道理，叫做德。至，是极至。鲜，是少。孔子说：“天下之事但有一毫太过，便可减损。有一毫不及，便可增益，都不是至善的道理。惟是中庸之为德，本于天命人心之正，而不离乎民生日用之常。既不偏于太过，亦不偏于不及，而其理经久可行，乃是至精至粹，尽善尽美的道理，岂非极至而无以加者乎!然这道理是人人之所同得，亦人人之所当行。自古圣贤所以治世修身都不外此。但如今的人，或拘于气禀之偏，或安于习俗之敝，贤智的，则失之太过，而不能裁抑以合乎中。愚不肖的，则终于不及，而不能黾勉以求其至，少有此德者，亦已久矣。”孔子深有感于世道之衰，故叹之如此。

原文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先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今译 子贡说：“假如有个君王广泛对民施恩泽，又能赈济大众，如何啊?可否称得上仁?”孔子说：“不但称得上仁，简直算得上是圣人啦!尧舜他们尚且还未能做到呢。”

张居正讲评 博，是广施，是施恩于人。济众，是济度众人，使各得其所。何事，是说不止如此。病，是心里不足的意思。子贡未得为仁之方，而徒志于高远，乃问于孔子说：“吾闻无所不爱之谓仁。如有人焉，广施恩惠于天下之民，能使万民之众，各得其所，而无有不济，这等为人，夫子以为何如，亦可以谓之仁矣乎?”孔子答说：“仁者之心无穷，而分量亦有限。如必博施而济众则岂止于仁而已。必是圣人全体仁道而造其极者，然后能之乎。然圣如尧、舜可谓至矣!而尧、舜之治天下，犹有下民其咨之叹，黎民阻饥之忧，其心歉然常若有所不足也。况他人乎!”夫圣人且以为难，而子以是求仁，失之远矣!

原文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今译 “至于说仁，那不过是自己想有作为，也让别人有所作为；自己想飞黄腾达，也让别人飞黄腾达。”

张居正讲评 立，是成立。达，是通达。孔子告子贡说：“汝以博施济众为仁。只为未识仁体故耳。夫所谓仁者，只是纯乎天理之公，而无私欲之间，看得天下的人，就如自己一般，疾痛痾痒，都有相关的意思。如自己要成立，便不忍他人之颠危，必思以扶持调护，使之同归于成立而后已。自己要通达，便不忍他人之穷困，必思以开导引掖，使之同归于通达而后已。”这等立心就是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气象，虽不必遍物而爱之，而本体己具，则功用在其中矣。此乃所以为仁，而非博施济众之谓也。

原文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今译 “能够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就可以说是实行仁道的方法了。”

张居正讲评 譬字，解做喻字，是比方较量的意思。方，是术。承上文说：“仁之本体，只是一个公心，则为仁者，亦不必求之于远矣!若能近取诸身，将自己的心，比方他人的心。如自己欲立便知人之欲立与我一般，即推之以立人；自己欲达便知人之欲达与我一般，即推之以达人。这就是为仁的方法，所谓纯乎天理之公，而无私欲之间者，不过如此。岂复有他术哉!”盖子贡之说，是在功用上求仁，故其效愈难而愈远。孔子之论，只在心体上求仁，故其术至简而至易。况能知为仁之方，则虽尧、舜之所以为圣，亦不外此。盖尧舜之圣岂能遍物而爱之，只是其心常在安民而已。人君若能以安民为心，而推之以治天下，则仁圣之事，一以贯之，而何尧舜之不可及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