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第八
原文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今译 孔子说:“泰伯,可称得上是品德极为高尚之人了。多次将本属于自己的君位让给弟弟,以至于百姓无法用言词来称颂他了。”
张居正讲评 泰伯是周太王之子。昔周太王古公生三子。长的即泰伯,次的是仲雍,少的是季历。季历生子昌,乃文王也。太王因见昌有盛德,欲传位季历以及昌。泰伯知之,遂与其弟仲雍,托名采药,逃去于荆、蛮地方,断发文身,自毁其形,从夷之俗以示不可用。于是太王乃立季历,传国至文、武而有天下焉。三让是固让。孔子追原周家王业之所由起,因见泰伯之事历世久远,几于泯灭,故特表而出之说道:“人但知我周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勤劳王家,至于文、武,遂成王业,都是周家贤圣之君。不知太王之长子泰伯者,其德可谓极至而无以复加也已矣。何以言之?周家王业之兴,实始于太王,而泰伯嫡长当立,则后来的天下乃泰伯之所宜有者也。泰伯因见太王意在贤子圣孙,即与仲雍逃去不返。因此,王季、文王承其统绪,遂开八百年之周。是名虽让国,实以天下固让其弟侄而不居也。然却托为采药,毁体自废,其让隐微泯然,无迹可见,故人莫得以窥其心事而称颂之焉。夫以天下让,其让大矣。三以天下让,其让诚矣。而又隐晦其迹,使民无得而称,是能曲全于父子兄弟之间,而绝无一毫为名之累,其德岂非至极而不可加者乎?”然要之太王之欲立贤子圣孙,为其道足以济天下,非有爱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不为狷,王季受之不为贪。亲终不赴,毁伤肢体不为不孝。盖处君臣父子之变,而不失手中庸,此所以为至德也。夫子叹息而赞美之,宜哉。
原文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今译 孔子说:“只是恭敬而不知礼,就会徒劳无功;只是谨慎而不知礼,就会畏缩拘谨;只是勇猛而不知礼,就会说话刻薄。”
张居正讲评 礼是节文。劳是烦劳。葸是畏惧的模样。乱是悖乱。直是径直。绞是急切的意思。孔子说:“人之立身行事,必合乎天理之节文,而后可以无太过不及之弊。如待人固以恭敬为贵,然亦有中正之准则,若恭敬而无礼以为限制,则仪节烦多,奉承过当而不免于劳矣。处事固以谨慎为贵,然亦有事理之当然,若谨慎而无礼以为裁度,则逡逡畏缩,小心太过,而不免于葸矣。勇敢而不可屈挠,固是美德,然不能以礼自守,则不顾名分,而逞其血气之刚,必将至于悖乱矣。径直而无所私曲,固是善行,然不能以礼自防,则任情喜怒,而略无含容之意,必将至于急切矣。”夫恭、慎、勇、直,四者皆人之所难,而无礼则各有其弊如此!可见君子当动必以礼,而不可须臾离也。
原文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今译 “倘若在上位的人能够用深厚的情感对待亲族,在百姓当中就会兴起仁德之风;倘若上位的人不遗弃老朋友,那么百姓就不会以冷漠的态度待人。”
张居正讲评 君子是在上位的人。笃是厚,兴是起。故旧是平日相与或有功劳的旧人。遗,是弃。偷字解做薄字。孔子说:“在上位的君子,凡有举动,百姓每都瞻仰而仿效之,不可不慎也。若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宗族,笃厚于一家之亲,则自己能尽乎仁矣。将见百姓每都感发兴起,而各亲其亲,自然伦理正而恩义笃,岂不兴于仁矣乎?若能信用老成,尊礼耆旧,凡平时相与的旧人,皆不以其迹之疏远,年之衰迈而遗弃之,则自己能处于厚矣。将见百姓每都欢欣联属,而各厚于故旧,自然教化行而风俗美,又岂有偷薄者乎?”夫一处亲故之间,而上行下效,其应如响如此!为人君者可不正心修身,以为化导斯民之本哉!
原文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今译 曾参生病了,他将自己的门徒弟子召到跟前,说道:“掀开被子来瞧瞧我的脚,瞧瞧我的手!《诗经》上说:‘小心谨慎呀!好像每日都站在深渊旁侧,好像每日都在薄薄的冰面上行走。’从今以后,我知道自己能够免除身体的损伤了!弟子们!”
张居正讲评 召是呼喊。门弟子是曾子的门人。启是开,《诗》是《诗经·小旻》之篇。小子就指门弟子说。曾子在圣门素以孝称,平日所以守身事亲者,不但正心修德为圣贤之学,以求显亲扬名,虽至于身体发肤之微,亦以其受之父母加以谨守,不敢毁伤。至于有疾将终,追思平生守身之道,至此可以无愧。故呼其在门弟子而教之说:“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不亏体,不辱亲才叫做孝。汝辈试开衣衾而视吾之足,视吾之手,曾有一之伤毁不全者乎?然所以得全此身者,亦非容易!盖我平日所以保守之者,就是《诗经》上所谓战战然恐惧,兢兢然戒谨,如临在深渊之上,常恐坠下去一般;如行于薄冰之上,常恐陷下去的一般。我惟是这等谨慎,所以得保其全也。夫使吾生尚存,则犹未敢必他日之何如?今则已矣,自今以后,吾始知其得终免于污玷,而可以无恐矣!汝小子其念之哉?”语毕而又呼小子者,盖所以致丁宁之意,亦欲其如己之戒谨恐惧,一举足而不敢忘亲也。夫以曾子之保身如此!则凡纵欲以伤其本,亏行以辱其亲者,固在所必无矣。为人子者,宜以曾子为法,庶可以体亲心而尽子道也。
原文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今译 曾参生病了,孟敬子前去看望他。曾子对他说道:“将要死的鸟儿,它的叫声是哀伤的;将要死的人,他说的话是善意的。”
张居正讲评 孟敬子是鲁大夫仲孙捷。昔曾子有疾,孟敬子往问其疾。曾子将有言以告之,恐其忽略而不加之意。故先发言说道:“大凡鸟之将死,恐惧迫切,故其呜叫必哀。人之将死,本然之良心发见,故其言语必善。今我既将死矣,有言则善言也,子其听而念之哉!”
原文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今译 “君子所重视的道有三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自己的仪容举止要正派,这样就能避免粗俗与傲慢;自己的神色要庄重大方,这样就接近于诚信;在说话时,要多注意言辞和语气,这样就能避免错漏和违背常理的地方。至于祭祀的礼仪细节,自有主管这方面事务的官员负责。”
张居正讲评 贵是贵重。道是道理。暴是粗厉。慢是放肆。信是信实。辞是言词。气是声气。鄙是凡陋。倍字与违背的“背”字同。笾是竹器,豆是木器,都是祭祀所用的。有司是执事之人。曾子因孟敬子平日好琐屑于细务,而忽略了大体。故告之说:“道虽无所不在,然有紧要的,有可缓的,不可以泛求也。吾观君子于日用之间所贵重的道理,只有三件。三者何?盖人之容貌彰于一身,易至于粗粝放肆,此所以多失容也,惟君子不动容貌则已,才动容貌便雅饬恭谨,而远于暴慢。人之颜色形于面,对人多勉为端正,而中心不然,此所以多失色也。惟君子不正颜色则已,才正颜色便表里如一,而近于信实。辞气宣于口,易至于凡陋背理,此所以多失言也。惟君子不出辞气则已,才出辞气便成章顺理,而远鄙背。此三者乃修身之要,为政之本,所当操存省察,而不可顷刻违者,故君子所重在此而已。若夫用笾豆以供祭祀之事,如此类者,不过器数仪文之末,则自有执事者司之,君子亦何用屑屑留心于此哉?”盖人之为学,贵识其大,大行既无不善,而小节亦无所遗,固为全德。若舍其大而务其小,则大本既失,小者亦不足观矣。况于帝王之学,又与士庶人不同,则凡正心修身以立天下之极者,又岂在于仪文度数之末哉?有志于圣贤者,当知所务矣。
原文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今译 曾子说:“有能力的人却向没有才能的人求教,知识渊博的人却向知识匮乏的人求教;有学问却像没学问一样,知识充实却像很无知一样;被他人侵犯也不去计较——我以前的朋友就是这样做的。”
张居正讲评 犯是触犯,校是计较。吾友指颜渊说。从事是用功。昔颜子既没,曾子追思其贤而称之说道:“凡人志意盈满的少有所得,便说自己有余,他人不足,谁肯下问?度量狭小的,遇有触犯,便说自己的是,他人的不是,谁肯容忍?若是自己学力至到,本是能的,乃问于不能的人;自己学问充足,本是多的,乃问于寡少的人,其心歉然自视,虽有也,却似无的一般,虽充实也,却似空虚的一般,略无一毫自满之意,其谦虚如此!人有触犯于我,我则以情恕人,以理自遣。初未尝发露于颜色,藏蓄于胸中,而有(当作无)一毫计较之心,其宽恕如此!这等的人不可多见,惟旧日我友颜渊,乃尝用力于此,盖其真知义理之无穷,而有善不伐,不见物我之有间,而有怒不迁,其所以潜心好学拳拳服膺者,惟此而已。今也则亡,岂不重可惜哉广夫孔门传授心法,颜子独得其宗,而其平日用功,不过如此!盖谦虚以受人,则闻见多而学问日广,宽恕以容物,则私意泯而德性益纯。凡为贤为圣,皆不出此二者。盖学者当致力于斯。
原文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今译 曾子说;“可以将年幼的君主托付给他,可以将国家的政权委托给他,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却毫不动摇、屈服——这样的人,能够称得上是君子吗?当然是君子人啊!”
张居正讲评 托是付托。六尺之孤是幼君。寄也是付托的意思。百里是侯国,命是政令。大节是大关系处。与是疑词,也是决词。曾子说:“天下之言成德者,期于君子。然才者德之用,节者德之守。二者兼备,而后为德之成也。若有人于此,不但可辅长君而已,虽亲受顾命,把六尺幼冲之君付托与他,亦可以承受而辅佐之。既能保卫其国家,而又能养成其令德,不但可共国政而已。虽侯国无君,把一国之政令委寄与他,亦可以担当而总摄之。既能安定其社稷,而又能抚辑其人民,其才之过人如此!至于事变之来,国势仓皇,人心摇动,其从违趋避,乃大节之所关也。其人临此时,而所以辅幼君、摄国政者,卓乎见理之精明,确乎持志之坚定,惟以义所当然为主,虽议论纷沓,终不能摇;虽死生在前,亦不能夺。其节之过人又如此。若此人者,果可谓之君子人乎?”吾知既有其才,又有其节,信非君子不能也。然是人也,自学者言,则为君子;自国家言,则所谓社稷之臣者也。盖有才无节,则平居虽有干济之能,而一遇有事,将诡随而不能振;有节无才,则虽有所执持,而识见不远,经济无方,亦何益于国家之事哉?所以人君用人,于有才而未必有节者,则止用之以理繁治剧;于有节而未必有才者,则止用之以安常守法。至于重大艰难之任,则非才、节兼备之君子,不可以轻授也。
原文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今译 曾子说:“读书人不能够不刚强而有毅力,因为他肩负重任,并且路途遥远。将让天下实现仁德当作自己的责任,这样的责任难道还不重大吗?奋斗终身,到死方休,难道路途还不遥远吗?”
张居正讲评 弘是宽广,毅是强忍。任是责任,道字解做路字。曾子说:“士立身于天地间,要为圣为贤,必须有大涵养,方才做得。故规模广大,心不安于自足,叫做弘,不弘则隘矣。执守坚定,事必期于有终,叫做毅,不毅则馁矣。士岂可以隘焉而不弘,馁焉而不毅哉?所以然者为何?盖以士所负之任甚重,而其所行之路又甚远也。惟其任之重,必弘而后能胜其重;惟其道之远,必毅而后能致其远,此所以不可不弘毅也。然果何以见其任之重而道之远?盖仁者,人心之全德,兼众理,备万善者也。士乃以之为己任,必欲身体而力行之,则是举天下之善,尽万物之理,皆在于我之一身,其任不亦重乎?且其任是仁也,直至没身而后已,若一息尚存,此志亦有不容少懈者,则是向前策励再无可驻足之时,其道不亦远乎?”夫其任重而道远如此,此士之所以贵弘毅也。大抵孔门为学,莫要于求仁。而仁之为道,则非全体不息者,不足以当之。惟其全体也,则无一理之不该,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则无一念之间断,所以不可不毅。这正是曾子平生所学得力处,故其示人亲切如此。
原文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今译 孔子说:“人的修养从学习《诗经》开始,学习《礼经》能够使人在社会上站有一席之地,音乐的学习使人的修养日臻完备。”
张居正讲评 兴是兴起。立是卓立。成是成就。昔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以教学者。正欲其实体于身而有所得,故特举以示人说道:“君子立教,不过要人为善去恶而已。然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良心者,每得之于《诗》。盖《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言词明白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于此学之,则其好善恶恶之心,有油然感发而不能自已者,所以说兴于《诗》。此可见《诗》之当学也;善念既兴,又必卓然有以自立。然后善在所必为,恶在所必去。而其立也,则得之于《礼》。盖《礼》以恭敬辞让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敛束人之身心,坚定人之德性。于此学之,则自能卓立持守,而不为外物之所摇夺。所以说立于《礼》,此可见《礼》之当学也;既能自立,又必造到那纯粹至善的地位,乃为成就,而其成也,则得之于乐。盖乐以和为主,其声容节奏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于此学之,则自然义精仁熟,而和顺于道德矣,所以说成于乐,此可见乐之当学也。”然古人《诗》、《礼》乐之教,皆发于性情之正,本于中和之德,故能成就人才如此,若后世以吟咏声韵为诗,而无关于性情,以虚饰仪文为礼,而不本于恭敬,以嬉戏淫哇为乐,而反乖于中和,则于《诗》、《礼》乐之本然者失之远矣,亦何足务哉?善学者辨之。
原文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今译 孔子说:“对一般的百姓,可以使他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事情,而不可以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张居正讲评 民是凡民,由是身行其事,知是心悟其理。孔子说:“道理在天地间,件件都是人所当知的。然为人上者之于凡民,但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盖所当然者,如父当慈,子当孝之类,皆民生日用之事,就是寻常庸众的人也都行得,故能使之由。若其所以当然之故,则皆出于天命人心之本然,其理精微奥妙,必须资质高明,学力至到者,乃能脱然有悟。其在凡民,如何便会晓得?所以不能使之知也,然知之之理,亦不外于所由之中。圣人在上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至于渐摩既久,天下自然化成矣,亦何不可知之有哉!
原文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今译 孔子说:“喜好勇力而厌恶贫困的人,是致乱的因素。对于那些不仁德的人,倘若逼迫得太激烈,痛恨得太甚,这也是一种致乱的因素。”
张居正讲评 勇是勇敢。两个疾字都是疾恶的意思。乱是悖乱。已甚是过甚。孔子说:“柔懦之人,虽恶贫无能为也;安贫之人虽好勇,固无害人。惟是那好勇尚气的人,身处穷困,乃疾恶其贫,而不肯安分守己,则必以血气之强而济其苟得之念,虽为盗贼从悖逆皆不顾矣,岂不至于为乱乎?至若不仁的人,本心已失,如其恶未著,尚可容恕,则化之以善可也。若其罪当诛,而吾又得以诛之,则遂诛之可也。不然而徒疾恶过甚,使之无所容其身,则事穷势迫,必将求泄其忿恨,而逞凶肆暴,无所不至矣,岂不足以致乱乎?”夫好勇疾贫者,是身自为乱,固为天下之首恶,至于恶不仁者,本为正理,特以处之不善,乃亦足以致乱,而徒为祸阶。则君子之待小人,岂可以轻发而不审处哉!
原文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今译 孔子说:“如果一个人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倘若他骄傲而吝啬,那么其他方面也就不值得一看了。”
张居正讲评 骄是以人皆不能,而夸己独能的意思。吝是但欲已有是能,而不欲人之皆能的意思。孔子说:“人之处世,固贵于有才,而不可自恃其才。自古言才能技艺之美者,莫如周公。如或真有周公之才之美,固是难及,然须持之以谦虚可也。设使以已有是才也,而伙然自骄,谓人皆不如己,又忌人有是才也,而执吝自私,不欲善于人同,则无其德而大本失矣,其余才艺之美,亦何足观哉?”夫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一涉骄吝,尚不足观,况无周公之才而骄吝者乎?人当常加自省而存抑畏之心可也。故圣如帝舜,而舍已从人,功如大禹,而不自满假。诚知谦虚之受益,而骄吝之丧德也。然则孔子之言,岂徒在下位者所当知哉?
原文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今译 孔子说:“在读书的三年中,没有产生一点做官的念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张居正讲评 至字当作心志的志字。谷是俸禄。孔子说:“古人之学将以明善诚身,求尽其为人之理而已。然学既成矣,则君必见用、而养之以禄。此乃理之自然,而其本心则不为此也。后世人心不古,见学之可以得禄,乃遂有为干禄而后学者。亦有学问之功始加,而利禄之念随之者。此不惟失学之本意,而心逐于利,其学亦无所得,乃天下之通患也。若有人焉专精为学至于三年之久,而其心不志于谷禄,则是谋道而不谋食,为己而不为人,志高识大,超出乎时俗之表者也,这等的人岂易得哉?”所以人君用人,于那有实学的必录用而尊显之,使得以展尽底蕴。若夫假学以沽名干进者,则摈抑而不用。庶乎贪位慕禄之徒,不至于滥窃名器,而无补于国家也。
原文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今译 孔子说:“坚守信念并发奋学习,誓死保卫它。不进入政局危机的国家,不居住在混乱的国家。天下太平、政治清明就出来做事;天下不太平、政治黑暗就隐居不出。”
张居正讲评 笃是深厚牢固的意思。孔子说:“君子之修身处世,必须学问、操守,兼造其极,乃为尽善,甚不可苟也。若有人焉于道理的确有见,则信之极其诚笃,虽议论纷纭,一毫都动移他不得,其志向之专如此,而又能孜孜务学,格物穷理,以求其是非之真,而尽其精微之奥,则讲究明而辨别审,所信者一出于正矣。遇事心里主定在此,则守之极其坚固,虽死生利害,一切都摇夺他不得,其执持之呆如此,而又能事必由理,行必合义。初未尝劝匹夫之小信,而乖中庸之大道,则关天常而扶人纪,所守者允得其当矣。夫笃信好学是有学也,守死善道是有守也。为君子而有学有守,则知之必明,行之必勇,出处去就,焉往而不善哉?故其遇危邦也,则避之而不入;其在乱邦也,则去之而不居。当天下之有道也,则显身而仕,天下无道也,则退藏而隐。”此其去就之义洁,出处之分明,非有学有守者,何足以与此?然这样人,不但可以善一己之行藏而已,使人君得而用之,则有大涵养,自有大设施。平时必能尊主庇民,建功立业。有事必能砥砺名节,匡扶世运,所补殆非浅浅矣!学问、操守之系于人也,大矣哉!
原文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今译 “国家政治廉明而自己穷困卑贱,是耻辱;国家政治黑暗而自己富有高贵,也是耻辱。”
张居正讲评 耻是愧耻。孔子说:“士之处世,既贵有可用之才,又贵有能守之节。若乃邦国有道,有明君以出治于上,有贤臣以辅治于下,贤者必使之在位,能者必使之在职,正君子向用之时也。当此时而乃为世所弃,困处于贫贱之中,则其无善可称,无才可录可知矣。岂不可愧耻乎?至若邦国无道,上无明君,下无贤臣,非贿赂不可得官,非谄佞不能固宠,正小人向用之时也。当此时而乃与世相合,致身子富贵之地,则其贪位慕禄,卑污苟贱可知矣,岂不可愧耻乎?”盖惟其不能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故世治而无可行之道,世乱而无能守之节,乃碌碌庸人而已,何足取哉?士之不可以无养也如是夫!
原文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今译 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思量那一职位所应当负责的政事。”
张居正讲评 谋是图议,政是政事。孔子说:“凡人有是职位,则有是责任,则有是谋为,如任公卿大夫之职,则当谋公卿大夫之政。若不在其位,则其政事本与我无与者,而乃商度其可否之宜,条陈其利害之故,是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矣,奚可乎?故凡不在其位,则当介然自守,虽知识见得到,才力干得来,亦不可图谋其政事。”盖所以安本然之分,而远侵越之嫌,人之自处当如是也。然士人之学期于用世,则匹夫而怀天下之忧,穷居而抱当世之虑,亦有所不容已者。要之,潜心讲究,则为豫养非分干涉,则为出位。豫养者待用于不穷,出位者轻冒以取咎,此又不可不辨也。
原文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今译 孔子说:“从太师挚开始演奏,直至演奏《关雎》作结尾曲,丰富而美妙的乐曲声一直在耳边回荡!”
张居正讲评 师是太师,掌乐之官。挚是太师之名。《关雎》是《诗经·国风》首篇。乱是乐之卒章,洋洋是美盛的意思。盈是满。孔子说:“昔吾自卫反鲁之时,既曾正乐,适遇师挚在官之始,又能审音,故其时乐之残缺者已为之补,失次者已为之序。但见大乐之作,自其始奏之时,直至于《关雎》之卒章,一皆清浊相济,高下相宜,洋洋乎极其美盛,满耳而可听也,惜乎今也不得而复闻矣。”盖以孔子之圣而正乐,以师挚之贤而掌乐,故一时音节美盛如此。自师挚适齐,继者皆不能及,圣人所以追思而叹美之也。
原文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惶惶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今译 孔子说:“狂妄而不正直,无知而又不谨慎,无能而又不讲诚信,我真不知道人为什么会这样。”
张居正讲评 狂是疏狂,侗是昏昧无知的模样。愿是谨厚,悾悾是愚拙无能的模样。信是诚实。吾不知之者是甚绝之之词。孔子说:“赋性疏狂的人,宜乎行事直率方好。今却只好高夸大,及至到那有利害处,自家要讨便宜,外面却以道理责人,这等样奸狡不直,赋性昏昧的人,凡事既不知道,宜乎谨厚方好,今却轻举妄动,又不谨慎重厚,赋性愚拙的人,凡事既不能干办,宜乎诚实方好,今却诡谲虚诈,又不诚信笃实。这三样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何等的人。”盖狂而直,侗而愿,悾悾而信,虽是气质有偏,然犹不失其本然之真,尚可以陶镕。若不直、不愿、不信,则本真已失,而习染愈蔽,终不可以化诲者也,故孔子绝之。
原文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今译 孔子说:“做学问如同在追赶什么似的,害怕赶不上,即便赶上了,又怕失掉。”
张居正讲评 如不及,是如有所追而不能及的意思。孔子说:“人之为学将以致知力行,而求进乎圣人之道也。然使无勤敏之功,则其心徒劳而无益。使无警醒之心,则其功终怠而不前。所以,君子之为学也,研穷以求进其知,体验以求进其行,孜孜汲汲,惟日不足,常如有所追而不能及的一般。其用功之勤如此,而其心犹不敢有一时之或惰,当日进之时,怀日退之惧,惟恐失其所学,而果有所不及也。”夫以君子之学,其勤励警惕有如此者,此所以能成其学也,不然,则心不在焉,或作或辍,终亦岂能有成也哉?
原文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今译 孔子说:“真是崇高啊!舜和禹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从不为个人谋取私利。”
张居正讲评 巍巍是高大的模样。不与是不相关的意思。孔子说:“圣人之识见度量迥与常人不同。常人之情即有一命一爵之荣,未免自视侈然,志得意满,何其卑小也!若乃巍巍平识量高大而不可及者,其惟舜、禹乎?盖舜、禹二圣人,本以匹夫之微,一旦有天下为天子,其崇高富贵可谓极矣,乃舜、禹则视之漠然,不以为乐,全似与已不相干涉的一般。此其心直超乎万物之上,而众人以为可欲而不可得者,举无一足以动其中,其胸襟气象视寻常真不啻万倍矣,是何其巍巍矣平?”盖舜、禹之心只知天位之难居,虑四海之不治,日惟兢业万机,忧劳百姓而已。若夫有天下之可乐,奚暇计哉?此万世颂圣明者,必归之也。后世人君,诚能以其不与天下之心,而尽其忧勤天下之实,则二圣人之巍巍不难及矣!
原文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今译 孔子说:“真是伟大啊,尧这样的君主!真是崇高啊!只有天最高最大,只有尧才能达到天这样的境界。他的恩德多么浩荡,无边无际,百姓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辞来称颂他。他的功绩多么崇高,他制定的礼仪制度多么熠熠生辉啊!”
张居正讲评 则字解做准字。荡荡是广远之称。名是名状。成功指勋业说。焕是光明。文章是礼乐法度之类。孔子说:“自古帝王多矣,然莫有过于尧者。大矣哉,尧之为君乎,何以见其大?盖巍巍乎极其高大而无不覆冒者,唯天而已。谁能并之?独有帝尧之德高不可及,木而无外,能与之准,其包涵遍覆,就与天一般,故其德之广远,荡荡无涯,而形迹俱泯。当时之民一皆涵咏盛德而不识其功;鼓舞神化而莫测其妙,无有能指而名之者。其与天之不可以言语形容,又何异哉?惟其不可名,此所以为天也。然亦岂无可见者乎?就其治功之成就处观之,则黎民吾见其时雍,万邦吾见其协和。巍巍乎功业之隆盛,有莫可得而尚者焉,又就其治功之有文采处观之,以礼乐则极其明备,以法度则极其修明,焕乎文章之光显有不可得而掩者焉,尧之所可见者如此!若其德之不显者,则终不可名也。大哉尧之为君,非冠古今而独盛者乎?”
原文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今译 舜有五位贤臣,天下便太平。武王也说过,“我有十位能治理天下的臣子。”孔子因此说道:“常言说,人才不易得。不是这样吗?唐尧和虞舜之间说那话时候,人才最兴盛。然而武王十位人才之中还有一位妇女,实际上只是九位罢了。”
张居正讲评 乱字解做治字;际是交会之时。妇人指武王之妃邑姜。昔门人将述孔子评论人才之言,先记说:自昔君天下者治莫胜于虞舜。其时有圣哲之臣五人,如禹平水土,稷播百谷、契敷五教、皋陶明刑,益掌山泽。凡虞舜所欲为的,五人都代为之,故能使四方风动从欲以治焉。是虞舜得人之盛如此!继夏、商而王者,治莫胜于周武王。武王尝自言日:予有致治之臣十人。在外有周公旦、召公爽、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公适为之辅理,在内有贤妃邑姜为之赞助,故能使四海永清,垂拱而治焉,是有周得人之盛如此!孔子有感而叹之说道:“吾闻古语说,人才之生,最为难得,以今观之,岂不信然矣乎?盖自古圣圣相承,如唐虞交会之际,其时气运方隆,人才辈出,固极盛而无以加矣,自此以后,则惟我周为盛焉。唐虞固有五人,以赞成风动之功。我周亦有十人,以夹辅永清之烈,是我周真与唐虞比隆,而非夏商之所能及也。然数止十人,已为少矣,而中间有妇人焉,其实奔走御侮之臣,不过九人而已。以我周之盛而贤臣止于九人,岂不为难得哉?”然则,才难之一言,信乎其不诬矣。大抵得人固难,而知人与用人尤难,虞舜、武王惟其知之明而用之当,故能成天下之治如此。若知有未真,则取舍犹有所眩惑,用之未尽,则底蕴无由以展布,何以收得人之效乎?故知人善任,尤人君治天下之本,不可不慎也。
原文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今译 “周文王获得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仍然向殷朝称臣,周朝这样的德行,或许可以说是最为高尚的了!”
张居正讲评 服事是臣服敬事。孔子说;“人臣事君,固有一定之分,然使国家全盛,君德休明而为之臣者,能敬顺守职乃是常事,不足称也。惟殷纣暴虐无道,国柞日益衰微,文王发政施仁,人心日益归向,以天下大势计之,三分之内,二分都归于文王,盖有天下之大半矣。当是时以仁伐暴,以周代殷,特一反掌之间耳,乃文王则坚守臣节,以服事殿纣,初不以盛衰强弱二其心。则是时可为而不为,势可取而不取,非盛德之极,能如是乎?然则我周文王之德,其可谓至极而无以加者矣。”夫孔子之称至德者二,于泰伯则以其让天下,于文王则以其服事殷,皆所以明君臣之义,立万世之防,而惧乱臣贼子之心也,读者宜致思焉。
原文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今译 孔子说:“对于大禹,我无法从他身上找到任何不足。他自己吃得不好,却将祭祀办得非常丰盛;自己穿得不好,却将祭服做得极为华贵;自己住得不好,却将全部的精力用于水利建设。对于大禹,我确实无法从他身上找到任何不足。”
张居正讲评 间是有罅隙可非议处。菲是薄。鬼神是天神、地祗、人鬼。恶字解做粗字。沟洫是田间水道,旱时蓄水,涝时泄水,以便百姓每耕种的。孔子说:“帝王之治天下,事无大小,莫不各有至当不易的道理。少有未合,人即得指其罅隙而议之。我观大禹所行的事,件件合宜,无一些罅隙可以非议。如饮食,所以养生。禹之时,九州作贡,王食非不足也,乃却珍馐而进粗粝,其自用之淡薄如此!至于奉祀郊庙鬼神,则牺牲粢盛,务极丰洁,又致其诚孝而无敢简焉。衣服所以蔽体,禹之时,玉帛万国,文绣非不足也,乃舍华绮而衣粗恶,其被服之朴素如此!至于临朝承祭所尚的黻冕,则服物采章务求尽制,又极其华美而无所吝惜焉。宫室所以居身,禹之时四海为家,非不可备壮丽之观也,乃安卑隘而戒峻宇,其自处之简陋如此。至于百姓每备水旱的沟洫,则又胼手胝足以经理之,而竭尽其力,不以为劳焉。夫礼,有所当丰,事有所宜俭。当丰而俭则过于陋,当俭而丰则失之奢。皆未免于可议也。今观大禹,他自己身上一些不肯享,用至于事神勤民,却又这等周悉。丰所当丰,而不可谓之奢;俭所当俭,而不可谓之陋。虽欲议之,曾何罅隙之可窥哉?”所以又说:“禹,吾无间然矣尸盖深赞其美,以示万世为君之法也。然孔子之称赞大禹,固以其丰、俭适宜,其实还重在俭德上。盖人之常情,奉身之念每厚于事神为民。而人君富有四海,其势又得以自遂其欲。故致孝鬼神可能也,菲饮食不可能也;致美黻冕可能也,恶衣服不可能也;尽力沟洫可能也,卑宫室不可能也。书称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盖必俭而后能勤。若一有奉身之念,则虽以天下奉一人而犹恐不足,又乌能勤民而致力于神哉?欲法大禹者,尤当师其俭德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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