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译文

太史公说：“先人曾说过：‘周公死后五百年，孔子就出生；孔子死后至今刚好也有五百年了。这是有人来介绍清明盛世，订正《易经》这样的著作，续写《春秋》这样的历史，研究《诗》《书》《礼》《乐》这样的文献的时机了。’意思是让我担当这个重任吗？是我吗？我又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曰①：“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②：‘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③，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④，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⑤，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注释

①壶遂：天文学家，和司马迁同朝为官。

②董生：董仲舒，汉朝大文学家。

③是非：指褒贬、评论。

④空言：只讲理论的空话。

⑤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第一个“善”、“恶”、“贤”、“贱”都是动词。

译文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仲舒说：‘周朝治道衰微荒废，孔子在鲁国掌司寇之职，推行王道，诸侯都觉得他是个危害，大夫们也都压制排挤他，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主张不会被采纳，王道无法得到施行。所以他撰写《春秋》，褒贬评论过去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作为天下行为的准则。他在书中贬斥天子，指责诸侯，声讨大夫，来阐明王道罢了。’孔子说：‘我觉得那些只讲理论的空话，不如将这些道理用历史事实来说明更加深刻明白。’《春秋》上能够说明夏、商、周三朝贤明君王的治国之道，下能够辨明人间的伦理纲常，能够辨别疑难，明辨是非，裁定犹豫不决的难题，弘扬美善，抨击丑恶，推崇贤才，鄙薄愚昧，保存灭亡国家的历史，延续已经断绝家世，补救弊政，振兴衰废，这些是王道中最核心的。《易经》讲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之间的变化关系，因此擅长阐明变化的关系；《礼》规范人间的纲常伦理，所以适合指导人的言行；《尚书》记载前朝帝王的事迹，所以适合指导政事；《诗经》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的情形，所以适合反映风土人情；《乐》让人乐在其中，所以适合教人和乐；《春秋》以史为镜辨明是非，所以适合说明如何治理民众。所以《礼》约束人的行为，《乐》使人感受和乐；《尚书》引导政事，《诗经》表达人的情感，《易经》引导事物的变化，《春秋》弘扬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译文

“治理乱世，使它回到正轨，没有比《春秋》更切近的了。《春秋》有几万字，表达主旨精华的只有几千字，万物的分合变化都体现在《春秋》里。《春秋》这本书中，记录弑君的事件有三十六次，记载国家灭亡的有五十二次，诸侯逃往不能让社稷封国得以延续的数不胜数。探究其中的道理，都是因为失去了礼义这个根基。因此《易经》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说‘臣下杀了君王，儿子杀了父亲，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事情，而是长时间渐渐养成的’。所以一国之君不能不明白《春秋》的礼义，否则有人在面前进谗言却无法发觉，有人在身后试图篡逆而不能知晓。作为人臣不能不知道《春秋》的礼义，否则不能将日常事务应对适宜，遇到突然变故不知道随机应变。作为国君或父亲，不通晓《春秋》的礼义，必定会蒙受首恶的恶名。作为人臣或是儿子，不通晓《春秋》的礼义，必定会篡逆弑君弑父，犯下被诛杀的罪名。他们都觉得自己在做善事，不知道《春秋》大义，遭人诽谤也不敢辩白。所以，不知道《春秋》礼义的主旨，就会导致做君王的不像君王，做臣子的不像臣子，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做君王的不像君王就会受人冒犯，做臣子的不像臣子就会被诛杀，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就会背弃人伦之道，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过错，是天下最大的过错。将天下最大的过错加在人的身上，就只好接受而不敢推卸了。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根本。所以礼义把坏事禁止在发生之前，法律在坏事发生之后实施制裁，法律的作用显而易见，但是礼义对发生坏事的禁止作用却难以让人明白。”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①，建封禅，改正朔②，易服色，受命于穆清③，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④，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注释

①符瑞：祥瑞，吉兆。

②正朔：指历法。正，岁首。朔，初一。

③穆清：指天命。

④重译：语言一重一重地翻译。款塞：敲门，指请求拜访。

译文

壶遂说：“孔子那个时代，上没有贤明的君主，下得不到重用，因此编撰《春秋》，流传下空文来明断礼义，作为一代君主的法则。如今你上遇贤明的天子，下有官职在身，万事齐备，所有的事情各安其序，符合事宜，你所论述的，是想要说明什么呢？”太史公说：“嗯嗯，不不，不是这样的。我听我的先父说：‘伏羲纯良温厚至极，作了《易》和《八卦》；尧、舜时代兴盛，《尚书》记载了这段盛世，《礼》《乐》从此兴起；商汤、周武王时代那么兴隆，诗人作歌称颂。《春秋》惩恶扬善，推崇夏、商、周三朝的盛德，褒奖周王朝，并非只是讽刺讥笑而已。’汉朝兴盛以来，直到现在的圣明天子，吉星高照，在泰山建封禅台祭祀天地，修改历法，改变车马肤色，受命于上天，恩泽如江海施与万物而无边，连语言不通的海外国家和边陲少数民族都层层传译，请求来朝见的数不胜数。臣下百官极力称颂天子恩德，尚且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况且，贤能的人如果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那是国君的耻辱。如今天子贤明而广施德政，如果不能传扬天下，就是有关司职人员的过错。而且我曾经担任史官，抛弃圣明天子的贤德而不记载，忽略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记述，这有悖先父的遗命，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所讲述的历史事迹，只是整理编撰历代传下来的历史材料，并不是所说的著述，而你把它和《春秋》相提并论，那就错了！”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①，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②，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③，至于麟止④，自黄帝始。

注释

①李陵之祸：汉武帝时大将，李广之孙，曾率兵出战匈奴，兵败被俘，司马迁因为之辩护，而获罪受宫刑。

②膑脚：膑刑，被挖去膝盖骨。孙膑曾经因遭受同门庞涓嫉妒陷害而被挖去膝盖骨。

③陶唐：即尧。尧曾经被封在陶，后迁到唐。

④麟：汉武帝在雍打猎猎获白麟的事情。

译文

于是我就整理编排成文。经过七年，期间因为替李陵辩护而受宫刑，囚禁在监狱里，于是仰天长叹说：“这是我的罪过吗？这是我的罪过呀！身体残废而没什么作用了！”后来深入思考说：“《诗经》、《尚书》的文辞隐晦微妙，是想要表达作者思想深处的想法。从前周文王西伯被囚禁在羑里，推演出《周易》；孔子在陈、蔡两地受到困厄，撰写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写出了《离骚》；左丘明失明了，才写成了《国语》；孙武被施以膑刑，编写了兵法；吕不韦被贬蜀地，世间流传下《吕氏春秋》；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著述了《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大概也是圣贤之人发泄心中的愤懑而作的。这些人心中都有郁结，言论主张不被采纳施行，所以记述历史，寄托希望于将来。”因此我最终开始编撰《史记》，从皇帝开始，历经尧舜，直到汉武帝打猎获白麟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