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囚论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①，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注释

①大辟：后指死刑。

译文

信义在君子中行使，而刑戮在小人中实施。刑罚至死刑的人，是罪大恶极的，这又是小人中最恶劣的。宁可为道义而死，也不愿苟且偷生，而视死如归，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做到的。在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记录下三百多个死刑犯，把他们放还回家，并约定时间一到就自己回来接受死刑，这是君子都难以办到的事，而期望小人中更坏的人去做到自然更难。囚犯到了约定期限最终自行归来没有延误，这是君子难以办到而小人却很容易做到。这难道近人情吗？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乎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①？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注释

①常法：固定的制度法令。

译文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但是等到对他们施以恩德，就可以使他们变成君子。因为恩德感化人愈深，就能迅速转变一个人，有过这样的事。我说：唐太宗这样做，正是用来求得这样的声誉。但他怎么会知道放囚犯离去，没有预料到囚犯一定会回来希望赦免他们的罪行，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怎么会知道被放走的那些人，他们没有想到自己自动回来就一定会自动被减免罪行，所以才又回来呢？料想到囚犯一定会回来而放了他们，是皇上揣测到了囚犯的心思；料想到他们一定会获免而再回来，是囚犯揣测到了圣上的旨意。我看到的是上下互相揣测心思来成就这个名声，哪里有什么施与恩德和懂得信义的呢？不这样的话，唐太宗向天下施与恩德的办法，到这时已经六年了，却不能让小人不犯极恶的大罪，只凭这一天的恩德，却能使得囚犯视死如归，存有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论说了。

“那么该怎样做才可以呢？”我回答说：“释放而又回来的囚犯，杀无赦，又放了囚犯，他们再回来，就可知道是恩德感化的作用。”然而这必定是不会有的事。至于释放了又回来的囚犯，赦免了他们，可以偶尔做一次，假若多次这样做，那么杀了人的囚犯就都不能死，这可以做国家的固定法令吗？不可以作为固定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吗？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国家，一定是本着人情为标准，不做异样的事显得高明，不违背人情来获取名誉。